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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

作 者:李佐军       来 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长江商报消息

  翻开近期的财经类杂志和报纸,“城镇化”是当之无愧的热点词汇。然而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方式以及效果,目前争论颇多。城镇化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多强动力?具体如何实施,又该如何规避此前求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城镇化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本报记者 翟莹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长江商报:对于“城镇化”的解读,目前的说法千差万别。那你觉得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

  李佐军: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趋势性现象,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就是要让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安居乐业,目前我国城镇化的迫切任务是使“农民工市民化”,即让已进城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新市民。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327%,但这其中有1亿多进城农民工只能算是“半城镇化”,是一种夹生的城镇化。当然,同时还要继续将其他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到城镇。

  长江商报:农民工进城务工算城镇化吗?城镇化等不等于进城买房,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

  李佐军:不能这么简单解读。农民工进城不等于实现了城镇化,他们还需“市民化”,即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市民权益。比如,外来人口到武汉打工,必须和武汉市民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算“市民化”。

  而且,即便农民工在城市买房落户成了市民,还不能算彻底的“城镇化”,还需要真正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才算。也就是说,要逐渐改变之前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当然这不仅是对进城农村人口的要求也是对现有城市居民的要求,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国民素质整体不断提升的过程。

  城镇化是发展的果而非因

  长江商报:城镇化被再次提出时,市场反应强烈,认为它是拉动我国内需的最大动力。有媒体报道称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比如郎咸平(微博)就表示城镇化和扩大内需并没有直接联系,因为只有老百姓收入增加才能扩大内需,但城镇化和收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此你是怎么看?城镇化能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吗?

  李佐军: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内需”的定义。广义上的内需包含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狭义的内需则仅指消费需求。

  从广义内需来看,城镇化必然会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建设商业、办公等配套设施,的确可以带动投资。但只有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才可能带动健康可持续的投资,单独依靠城镇化带动的投资可能形成泡沫。同时,城镇化不一定能直接带动消费。

  长江商报:为什么不能直接带动消费?有一种说法是农民进城后收入增多,消费自然会提升。

  李佐军: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农民进城带动消费是有前提的,即农民进城要提高工作技能、找到工作、增加收入,同时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才能增加消费。

  比如农民在农村务农每月收入一两千元,进城后升至四千元,这种收入增加是农民提高工作技能、找到工作、增加收入的结果,而这又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推进的结果。单靠人为“造城”,是不能达到此效果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即使农民进城能实现就业增加收入,但变成消费还需要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来支撑,不然他们增加了收入也不敢消费。同时,农民还需提高自身技能、素质和竞争力,才能提升收入,为增加消费创造条件。所以,要有产业发展和公平制度支撑,才能使农民进城达到真正扩大内需的效果。

  另外,也不能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抓手和根本动力,因为城镇化是人口流动的产物,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果而非因。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于制度变革和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只有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等,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城镇化主要靠市场推进 不能由政府包办

  长江商报:既然如此,我们应如何去推进城镇化?

  李佐军: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因此我们只能说城镇化推进方式有问题,而不能说城镇化本身有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城镇化应该由谁来做,该怎么做。

  长江商报:城镇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政府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佐军:城镇化是工业化、市场化的结果,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能单独前行,需要具备如下前提条件:1、市场化:先有“市”后有“城”,而不是相反;2、公平化:农民拥有与市民一样的平等权利;3、工业化:没有工业化或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必定形成“贫民窟”等城市病;4、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农业剩余等。

  城镇化不能由政府包办,也不赞同由政府强力推进,但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在“城镇化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消除人口城镇化障碍;二是制定科学而非冒进的城镇发展规划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三是加强对农民、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培训,提升其竞争力;四是在城镇化中严格履行政府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责。

  长江商报:在目前的城镇化中,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李佐军: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城镇化首先是一个改革问题,不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夹生城镇化”会越走越远。目前我国的城乡二元化还在不断加剧,一些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比许多发达国家还发达,但中西部的一些偏远农村还非常贫穷落后。

  长江商报:那如何推进“城镇化改革”?

  李佐军:我一直都在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最需做的是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财税制度、政府考核制度等“城镇化改革”,消除城镇化的制度障碍,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中国大地上自由流动。

  高房价和推进城镇化是悖论

  长江商报:你刚才也提到了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而进城的当务之急就是住房,你是怎么看待目前的房价的?有观点称城镇化将助推房价上涨?

  李佐军:我们不是说房价不能上涨,但房价上涨幅度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相适应,而且既然是价格就应有涨有跌。目前,我们的房价不仅高而且涨得过快,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在高房价下城镇化是难以推进的,因为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必须让进城农民买得起或租得起房,才可能推进人口的城镇化。而这就要求降房价。

  房价越高,农民进城门槛就越高,阻碍了农民进城,城镇化也就难以推进。因此,高房价和推进人本城镇化是悖论。

  长江商报:目前,已经有一些地区房地产商和投资者闻风而动,纷纷拉起了城镇化的大旗进行投资,你怎么看?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李佐军:值得警惕,城镇化的实质是让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通过降房价降低农民进城成本,而不是使城镇化成为炒作的对象。当房地产大佬唱多城镇化时,说明城镇化步入歧途;只有当农民唱好城镇化时,才说明城镇化步入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