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工作与政策 > 城乡一体化社区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
作 者：李佐军 来 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长江商报消息
翻开近期的财经类杂志和报纸，“城镇化”是当之无愧的热点词汇。然而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方式以及效果，目前争论颇多。城镇化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多强动力？具体如何实施，又该如何规避此前求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城镇化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本报记者 翟莹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长江商报：对于“城镇化”的解读，目前的说法千差万别。那你觉得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
李佐军：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趋势性现象，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就是要让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安居乐业，目前我国城镇化的迫切任务是使“农民工市民化”，即让已进城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新市民。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327%，但这其中有1亿多进城农民工只能算是“半城镇化”，是一种夹生的城镇化。当然，同时还要继续将其他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到城镇。
长江商报：农民工进城务工算城镇化吗？城镇化等不等于进城买房，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
李佐军：不能这么简单解读。农民工进城不等于实现了城镇化，他们还需“市民化”，即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市民权益。比如，外来人口到武汉打工，必须和武汉市民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算“市民化”。
而且，即便农民工在城市买房落户成了市民，还不能算彻底的“城镇化”，还需要真正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才算。也就是说，要逐渐改变之前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当然这不仅是对进城农村人口的要求也是对现有城市居民的要求，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国民素质整体不断提升的过程。
城镇化是发展的果而非因
长江商报：城镇化被再次提出时，市场反应强烈，认为它是拉动我国内需的最大动力。有媒体报道称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比如郎咸平(微博)就表示城镇化和扩大内需并没有直接联系，因为只有老百姓收入增加才能扩大内需,但城镇化和收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此你是怎么看？城镇化能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吗？
李佐军：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内需”的定义。广义上的内需包含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狭义的内需则仅指消费需求。
从广义内需来看，城镇化必然会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建设商业、办公等配套设施，的确可以带动投资。但只有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才可能带动健康可持续的投资，单独依靠城镇化带动的投资可能形成泡沫。同时，城镇化不一定能直接带动消费。
长江商报：为什么不能直接带动消费？有一种说法是农民进城后收入增多，消费自然会提升。
李佐军：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农民进城带动消费是有前提的，即农民进城要提高工作技能、找到工作、增加收入，同时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才能增加消费。
比如农民在农村务农每月收入一两千元，进城后升至四千元，这种收入增加是农民提高工作技能、找到工作、增加收入的结果，而这又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推进的结果。单靠人为“造城”，是不能达到此效果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即使农民进城能实现就业增加收入，但变成消费还需要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来支撑，不然他们增加了收入也不敢消费。同时，农民还需提高自身技能、素质和竞争力，才能提升收入，为增加消费创造条件。所以，要有产业发展和公平制度支撑，才能使农民进城达到真正扩大内需的效果。
另外，也不能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抓手和根本动力，因为城镇化是人口流动的产物，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果而非因。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于制度变革和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只有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等，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城镇化主要靠市场推进 不能由政府包办
长江商报：既然如此，我们应如何去推进城镇化？
李佐军：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因此我们只能说城镇化推进方式有问题，而不能说城镇化本身有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城镇化应该由谁来做，该怎么做。
长江商报：城镇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政府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佐军：城镇化是工业化、市场化的结果，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能单独前行，需要具备如下前提条件：1、市场化：先有“市”后有“城”，而不是相反；2、公平化：农民拥有与市民一样的平等权利；3、工业化：没有工业化或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必定形成“贫民窟”等城市病；4、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农业剩余等。
城镇化不能由政府包办，也不赞同由政府强力推进，但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在“城镇化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消除人口城镇化障碍；二是制定科学而非冒进的城镇发展规划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三是加强对农民、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培训，提升其竞争力；四是在城镇化中严格履行政府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责。
长江商报：在目前的城镇化中，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李佐军：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城镇化首先是一个改革问题，不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夹生城镇化”会越走越远。目前我国的城乡二元化还在不断加剧，一些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比许多发达国家还发达，但中西部的一些偏远农村还非常贫穷落后。
长江商报：那如何推进“城镇化改革”？
李佐军：我一直都在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最需做的是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财税制度、政府考核制度等“城镇化改革”，消除城镇化的制度障碍，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中国大地上自由流动。
高房价和推进城镇化是悖论
长江商报：你刚才也提到了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而进城的当务之急就是住房，你是怎么看待目前的房价的？有观点称城镇化将助推房价上涨？
李佐军：我们不是说房价不能上涨，但房价上涨幅度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相适应，而且既然是价格就应有涨有跌。目前，我们的房价不仅高而且涨得过快，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在高房价下城镇化是难以推进的，因为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必须让进城农民买得起或租得起房，才可能推进人口的城镇化。而这就要求降房价。
房价越高，农民进城门槛就越高，阻碍了农民进城，城镇化也就难以推进。因此，高房价和推进人本城镇化是悖论。
长江商报：目前，已经有一些地区房地产商和投资者闻风而动，纷纷拉起了城镇化的大旗进行投资，你怎么看？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李佐军：值得警惕，城镇化的实质是让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通过降房价降低农民进城成本，而不是使城镇化成为炒作的对象。当房地产大佬唱多城镇化时，说明城镇化步入歧途；只有当农民唱好城镇化时，才说明城镇化步入正途！
翻开近期的财经类杂志和报纸，“城镇化”是当之无愧的热点词汇。然而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方式以及效果，目前争论颇多。城镇化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多强动力？具体如何实施，又该如何规避此前求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城镇化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本报记者 翟莹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长江商报：对于“城镇化”的解读，目前的说法千差万别。那你觉得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
李佐军：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趋势性现象，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就是要让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安居乐业，目前我国城镇化的迫切任务是使“农民工市民化”，即让已进城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新市民。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327%，但这其中有1亿多进城农民工只能算是“半城镇化”，是一种夹生的城镇化。当然，同时还要继续将其他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到城镇。
长江商报：农民工进城务工算城镇化吗？城镇化等不等于进城买房，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
李佐军：不能这么简单解读。农民工进城不等于实现了城镇化，他们还需“市民化”，即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市民权益。比如，外来人口到武汉打工，必须和武汉市民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算“市民化”。
而且，即便农民工在城市买房落户成了市民，还不能算彻底的“城镇化”，还需要真正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才算。也就是说，要逐渐改变之前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当然这不仅是对进城农村人口的要求也是对现有城市居民的要求，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国民素质整体不断提升的过程。
城镇化是发展的果而非因
长江商报：城镇化被再次提出时，市场反应强烈，认为它是拉动我国内需的最大动力。有媒体报道称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比如郎咸平(微博)就表示城镇化和扩大内需并没有直接联系，因为只有老百姓收入增加才能扩大内需,但城镇化和收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此你是怎么看？城镇化能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吗？
李佐军：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内需”的定义。广义上的内需包含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狭义的内需则仅指消费需求。
从广义内需来看，城镇化必然会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建设商业、办公等配套设施，的确可以带动投资。但只有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才可能带动健康可持续的投资，单独依靠城镇化带动的投资可能形成泡沫。同时，城镇化不一定能直接带动消费。
长江商报：为什么不能直接带动消费？有一种说法是农民进城后收入增多，消费自然会提升。
李佐军：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农民进城带动消费是有前提的，即农民进城要提高工作技能、找到工作、增加收入，同时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才能增加消费。
比如农民在农村务农每月收入一两千元，进城后升至四千元，这种收入增加是农民提高工作技能、找到工作、增加收入的结果，而这又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推进的结果。单靠人为“造城”，是不能达到此效果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即使农民进城能实现就业增加收入，但变成消费还需要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来支撑，不然他们增加了收入也不敢消费。同时，农民还需提高自身技能、素质和竞争力，才能提升收入，为增加消费创造条件。所以，要有产业发展和公平制度支撑，才能使农民进城达到真正扩大内需的效果。
另外，也不能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抓手和根本动力，因为城镇化是人口流动的产物，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果而非因。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于制度变革和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只有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等，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城镇化主要靠市场推进 不能由政府包办
长江商报：既然如此，我们应如何去推进城镇化？
李佐军：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因此我们只能说城镇化推进方式有问题，而不能说城镇化本身有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城镇化应该由谁来做，该怎么做。
长江商报：城镇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政府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佐军：城镇化是工业化、市场化的结果，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能单独前行，需要具备如下前提条件：1、市场化：先有“市”后有“城”，而不是相反；2、公平化：农民拥有与市民一样的平等权利；3、工业化：没有工业化或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必定形成“贫民窟”等城市病；4、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农业剩余等。
城镇化不能由政府包办，也不赞同由政府强力推进，但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在“城镇化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消除人口城镇化障碍；二是制定科学而非冒进的城镇发展规划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三是加强对农民、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培训，提升其竞争力；四是在城镇化中严格履行政府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责。
长江商报：在目前的城镇化中，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李佐军：是“城镇化改革”而非“城镇化建设”。城镇化首先是一个改革问题，不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夹生城镇化”会越走越远。目前我国的城乡二元化还在不断加剧，一些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比许多发达国家还发达，但中西部的一些偏远农村还非常贫穷落后。
长江商报：那如何推进“城镇化改革”？
李佐军：我一直都在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最需做的是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财税制度、政府考核制度等“城镇化改革”，消除城镇化的制度障碍，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中国大地上自由流动。
高房价和推进城镇化是悖论
长江商报：你刚才也提到了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而进城的当务之急就是住房，你是怎么看待目前的房价的？有观点称城镇化将助推房价上涨？
李佐军：我们不是说房价不能上涨，但房价上涨幅度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相适应，而且既然是价格就应有涨有跌。目前，我们的房价不仅高而且涨得过快，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在高房价下城镇化是难以推进的，因为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必须让进城农民买得起或租得起房，才可能推进人口的城镇化。而这就要求降房价。
房价越高，农民进城门槛就越高，阻碍了农民进城，城镇化也就难以推进。因此，高房价和推进人本城镇化是悖论。
长江商报：目前，已经有一些地区房地产商和投资者闻风而动，纷纷拉起了城镇化的大旗进行投资，你怎么看？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李佐军：值得警惕，城镇化的实质是让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通过降房价降低农民进城成本，而不是使城镇化成为炒作的对象。当房地产大佬唱多城镇化时，说明城镇化步入歧途；只有当农民唱好城镇化时，才说明城镇化步入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