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志愿服务发展既依托于国家推动下的制度化建设，也需要广大社会成员对其发自内心的认可和主动而持续的参与，即走向常态化。围绕此，本文着力对志愿常态化的内涵和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在常态化过程理论的启发下重新定位了志愿常态化。志愿常态化是志愿者在环境的影响下通过行动和认知判断志愿服务各方面的元素是否自洽的过程，即个体与环境在交互中对一致性的持续塑造。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结果的引导，本文对志愿者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归纳了“个体—环境”交互的四重机制，即情境关联、成员嵌入、圈子连带和能力适应。这四重机制的交互方式和时机不同、方向多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志愿常态化中个体与环境的相互建构。志愿常态化需要合理地激发和释放志愿者的主体性，引导其在“求同”的意图下建构志愿体系。

关键词：志愿常态化 个体—环境 交互机制 随机森林模型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1.0112

一、研究问题

伴随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的进一步号召，我国志愿服务的规模不断壮大、涉及领域不断扩展，既是新时代文明的重要承载，也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渠道。那么，如何让志愿服务深入人心、融入公众的生活，就成为探讨其发展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①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 tion）强调实在的制度和体系建设（Zerubavel，1981），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必须完善制度、搭建资源平台。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在这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孙立平，2002；邓国胜，2002；张萍、杨祖婵，2013）。在国家的主导、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投身到志愿活动中，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可见，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既依托于国家所推动的制度化建设，也需要广大社会成员对其发自内心的认可和主动而持续的参与，即让志愿走向常态化。

尽管志愿常态化的概念在政策设计、公众舆论中热度倍增，但目前的研究尚未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学理探索。在学者看来，志愿常态化即志愿服务发展的可持续（党秀云，2011），其内含的逻辑区别于运动式的逻辑

（辛华、王猛，2016）。这些判断促进了我们对志愿常态化的认识，但在概念的定义上却是模糊的。究竟何为志愿常态化、志愿常态化具有怎样的内在机制都亟待厘清。实际上，常态化（normalization）是探讨社会发展、组织演化等的常用视角。其描述的是一项社会实践从启用到实施，再到在行为和认知上持续下来的现象（May and Finch，2009）。常态化虽然与制度化内在相承，但关注的是制度背后行动者的行为习惯、认知嵌入和价值整合（May et al.，2007）。由此来看，志愿常态化即社会成员经由行动和认知对志愿服务的不断内化。而围绕这种“内化”，有研究探讨了持续的志愿意愿和行为（Omoto and Snyder，1995；张冰、朱小磊，2018）、志愿角色的认同（Grube and Piliavin，2000）、对志愿意义的接纳（Gioia and Chittipeddi，1991）等。尽管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志愿常态化，但却都将志愿常态化视为某种结构下的静态结果，忽视了志愿者与志愿体系的相互建构。

为打破视角上的局限，本文以大学生支教为例辨析了既有对志愿常态化的理解与现实脱节的根源。这一案例可以兼顾志愿常态化议题的普遍性和研究背景的特殊性：学生为主要参与者的志愿活动由于其显著的社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8）的资助。感谢闫泽华在研究中的帮助和 Terence Wang 在数据分析中的支持，文责

会化作用和公民教育意义，是国内外志愿研究领域中经典的分析对象（Astin and Sax，1998；United Nations， 2007；Ling and Wing，2016）；并且，大学生支教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既有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又有青年学生能动的参与和创新②。现实素材让我们看到，常态化并非个体与环境达成了一致的静态结果，而是个体与环境不断塑造一致的动态过程。因此，本文结合常态化过程理论（May and Finch，2009）对志愿常态化进行了再定位，将志愿常态化视为一个志愿者在组织内外环境的影响下不断通过行动和认知去理解志愿服务、判断志愿服务各方面的元素是否自洽，即“个体—环境”对一致性的持续塑造过程。

如此来看，在通向志愿常态化的路上，个体与环境之间不是单调的、指向明确的互动，而是往复的、具有张力的交互。在交互下，各个因素的参与情况十分繁复（Rochester，1999），对其机制的挖掘很难通过路径明确的相关性、中介、调节或结构分析等来进行推断，因此更适合围绕具体的案例进行探索（林海芬、王涛，2017；陈彦亮、高闯，2020）。本研究自 2011 年起对大学生支教进行了充分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获得了有关活动组织、志愿者参与和认识等多维度资料。基于这些丰富的材料，本文采取了结合随机森林模型和访谈资料分析的方法，力图更有逻辑地、充分地归纳志愿常态化中“个体—环境”的交互机制，全面挖掘大学生支教这一案例所体现的一般意义。

二、既有研究的困境

20 世纪以来，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志愿部门在提供社会服务、参与公共治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萨拉蒙、莱斯特，2007）。相关志愿服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常态化正是其中的重要议题（Brudney et al.，2016）。然而，这些研究在着力丰富对志愿常态化内涵和机制的解读中却频频遭遇困境。

（一）内涵界定的困境

基于志愿组织的高人员流动率（Garner and Garner，2011），不少研究都从行动的层面出发，将志愿常态化等同于志愿组织中人员的保持（Gazley，2013），这使得志愿者留用策略一跃成为志愿管理研究的核心。研究显示，志愿者与志愿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非合同的，那么志愿者的参与实际上是基于对志愿服务和相应组织的理念认同而做出的行为选择（Walk et al.，2019）。所以，志愿常态化不只是行为上的持续，还包含了认知上对志愿理念的“ 内化”。因此很多研究聚焦了个体在心理和认知上的改变，来挖掘志愿常态化的内涵（Wilson and Musick，1999；Fallon and Rice，2015）。总结来说，这类研究主要从 3 个角度来解读这种“内化”：一是视其为持续的志愿意愿（Smith，1994）；二是在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下，视其为对志愿角色的认同（Grube and Piliavin， 2000；Van Ingen and Wilson，2017）；三是考虑到个体和组织、环境的关联，视其为意义的构造（sensemaking）、对组织的承诺（Daniel and Eckerd，2019；Allen et al.，2018）。

但是，这些对常态化内涵的解读存在局限，难以与实际情况相契合。首先，常态化不等同于连续的行为。从大学生支教的案例来看，有的志愿者尽管不再支教，但他们对这一活动的投入并未停止，比如应邀去“传授” 教学经验（访谈资料 20110426THK），或在毕业后创立了支教组织（访谈资料 20110328CLN）。其次，持续的意愿、对组织的承诺等又与实际的行动存在距离。对特定对象的追踪调研中，表达过强烈的持续意愿的支教者并不一定在后续有所行动，因为“时间不够”“没有机会”“想先体验一下别的活动”等（访谈资料 20171104RML， 20171104WWM，20171203TYZ）。最后，角色的认同、意义的建构等并不完全贴合常态化。访谈中，志愿者即便十分认可支教的意图、认同志愿者的角色，也并不一定打算把支教发展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T 大学H 同学在参与完A 协会的支教项目后就认为，支教立意高远、队员值得尊敬，但她不会再参加类似的活动， 因为“支教没法真正给学生们带去帮助”，难以履行其目标（访谈资料 20110321TAH）。

可见，志愿常态化是行动和认知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但既有研究都将志愿常态化视为某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到达的“终点”，即某种结构导向的结果，这种静态的解读与实际是脱节的。

（二）机制探索的困境

志愿常态化的内在机制十分复杂，其既与制度环境不可分割，也与志愿服务如何组织、管理紧密关联，还与志愿者个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等脱不开干系。既有研究也主要围绕这 3 个层次展开了考察。聚焦于制 度分析的学者通常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国家制度对志愿常态化的影响，比如社会发源理论认为， 一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各个社会机构的权力关系——会决定志愿部门能否长效发展（Salamon and Anhei? er，1998；Raskoff and Sundeen，2001；Haski-Leventhal et al.，2010）。有学者专门对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能否让 志愿组织发挥自主性、提供有效的服务展开研究，其发现志愿组织面对的制度环境是有弹性的（朱健刚、赖伟 军，2014），而国家的认可是其开展行动、发挥影响力的必要前提（徐家良、张其伟，2019）。与此同时，恰当的志 愿管理体系和流程对志愿常态化也十分关键（缪建红、俞安平，2002；柯凤华，2015；Delery and Doty，1996；Hag? er and Brudney，2008；Saksida et al.，2017；Brudney et al.，2019）。相比营利组织和项目的管理，志愿服务管理 需要有更强的适应外界的能力（吴楚斌，2009）、更能激励参与者的机制（郝永红，2010）等。此外，志愿者的动 机、性格等心理和认知特质（Nencini et al.，2016），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年龄、宗教信仰等特征同样会 影响其参与志愿的意愿和行为（Wilson and Musick，1997；Jones et al.，2005；Ruiter and De Graaf，2006；Stets and Burke，2005；Lee and Pritzker，2013；Van Ingen and Wilson，2017）。而不同层次的因素是在相互影响下发 挥作用的，所以学者们也总结了因素的互动机制（Henderson et al.，2007；Gallant et al.，2010）。比如社会情境 （social context）的机制，即志愿者的社会背景和经历对于其如何看待激励制度、管理流程等会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常态化（Musick and Wilson，2008）。又如，Englert 等（2020）以适配理论（fit theory）的框架解读了志愿常态 化的机制，呈现出志愿活动中个体层面、合作层面、组织层面、外部层面上的因素如何相互牵制和影响。 可见，既有研究试图在志愿常态化与制度环境、组织环节、个人背景等层次的因素之间建立方向明确的因 果关联。但本文在调研中发现，志愿者对相同环境因素的理解和影响判断是迥异的，而即便理解和判断相似， 因素的作用方式、方向、次序也是不同的。以家庭背景这一因素举例而言，有农村出身的志愿者在入校前就十 分关注支教，因其自身在高中曾作为支教的受助对象受到鼓舞，所以入校后就主动、持续地参与支教（访谈资 料 20141126BSL）；而有农村出身的志愿者是参与班级活动时“被动”地接触到支教，但在活动中因受助学生与 自身相仿的经历而受到触动，后续不时地参与其中（访谈资料 20110328CLM）；还有的农村出身志愿者在活动 中看到支教在实现目标上的局限，从而不再参与支教、转向选择给欠发达地区教育提供“更实质”的帮助，比如 建立图书馆、捐赠电脑等（访谈资料 20110427THC）。如此来看，志愿常态化过程中“个体—环境”的交互极为 复杂，在方向和顺序上十分多样。 在志愿活动中，志愿者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预先设定的安排和理念，也可以能动地对志愿如何组织、如何 立意等进行建构。这使得，纵然既有研究不断通过增加考察的因素、构建新的框架、检证新的路径等来丰富对 志愿常态化机制的阐释，但囿于对常态化内涵的静态定位，并未能更进一步地反映现实。唯有从动态的视角 重新审视志愿常态化，才能走出既有研究的解释困境。 三、志愿常态化的再定位 基于对既有解读与现实情况的辨析，本文进而追本溯源，回顾了常态化理论的发展历程，据此对志愿常态 化再定位。 （一）常态化理论的发展 常态化理论阐释的是社会实践如何从发生到延续、从偶然到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从新事物到被广泛接 受等，其发展嵌入在结构视角和过程视角的相互论争、塑造中③。两个视角在解读上是互补的，它们的碰撞和 交融推进了常态化理论的演进。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常态化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基于结构视角的探讨。比如帕森斯（Parsons，1991）将社会 成员的惯习视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伴随后结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发展，对常态化的探讨开始增强对 主体性的关注。从而，常态化理论纳入了更多对个体的探察，比如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个体意图（Ajzen，1991与志愿者个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等脱不开干系。既有研究也主要围绕这 3 个层次展开了考察。聚焦于制度分析的学者通常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国家制度对志愿常态化的影响，比如社会发源理论认为， 一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各个社会机构的权力关系——会决定志愿部门能否长效发展（Salamon and Anhei? er，1998；Raskoff and Sundeen，2001；Haski-Leventhal et al.，2010）。有学者专门对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能否让志愿组织发挥自主性、提供有效的服务展开研究，其发现志愿组织面对的制度环境是有弹性的（朱健刚、赖伟军，2014），而国家的认可是其开展行动、发挥影响力的必要前提（徐家良、张其伟，2019）。与此同时，恰当的志愿管理体系和流程对志愿常态化也十分关键（缪建红、俞安平，2002；柯凤华，2015；Delery and Doty，1996；Hag? er and Brudney，2008；Saksida et al.，2017；Brudney et al.，2019）。相比营利组织和项目的管理，志愿服务管理需要有更强的适应外界的能力（吴楚斌，2009）、更能激励参与者的机制（郝永红，2010）等。此外，志愿者的动机、性格等心理和认知特质（Nencini et al.，2016），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年龄、宗教信仰等特征同样会影响其参与志愿的意愿和行为（Wilson and Musick，1997；Jones et al.，2005；Ruiter and De Graaf，2006；Stets and Burke，2005；Lee and Pritzker，2013；Van Ingen and Wilson，2017）。而不同层次的因素是在相互影响下发挥作用的，所以学者们也总结了因素的互动机制（Henderson et al.，2007；Gallant et al.，2010）。比如社会情境

（social context）的机制，即志愿者的社会背景和经历对于其如何看待激励制度、管理流程等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常态化（Musick and Wilson，2008）。又如，Englert 等（2020）以适配理论（fit theory）的框架解读了志愿常态化的机制，呈现出志愿活动中个体层面、合作层面、组织层面、外部层面上的因素如何相互牵制和影响。

可见，既有研究试图在志愿常态化与制度环境、组织环节、个人背景等层次的因素之间建立方向明确的因果关联。但本文在调研中发现，志愿者对相同环境因素的理解和影响判断是迥异的，而即便理解和判断相似， 因素的作用方式、方向、次序也是不同的。以家庭背景这一因素举例而言，有农村出身的志愿者在入校前就十分关注支教，因其自身在高中曾作为支教的受助对象受到鼓舞，所以入校后就主动、持续地参与支教（访谈资料 20141126BSL）；而有农村出身的志愿者是参与班级活动时“被动”地接触到支教，但在活动中因受助学生与自身相仿的经历而受到触动，后续不时地参与其中（访谈资料 20110328CLM）；还有的农村出身志愿者在活动中看到支教在实现目标上的局限，从而不再参与支教、转向选择给欠发达地区教育提供“更实质”的帮助，比如建立图书馆、捐赠电脑等（访谈资料 20110427THC）。如此来看，志愿常态化过程中“个体—环境”的交互极为复杂，在方向和顺序上十分多样。

在志愿活动中，志愿者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预先设定的安排和理念，也可以能动地对志愿如何组织、如何立意等进行建构。这使得，纵然既有研究不断通过增加考察的因素、构建新的框架、检证新的路径等来丰富对志愿常态化机制的阐释，但囿于对常态化内涵的静态定位，并未能更进一步地反映现实。唯有从动态的视角重新审视志愿常态化，才能走出既有研究的解释困境。

三、志愿常态化的再定位

基于对既有解读与现实情况的辨析，本文进而追本溯源，回顾了常态化理论的发展历程，据此对志愿常态化再定位。

（一）常态化理论的发展

常态化理论阐释的是社会实践如何从发生到延续、从偶然到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从新事物到被广泛接受等，其发展嵌入在结构视角和过程视角的相互论争、塑造中③ 。两个视角在解读上是互补的，它们的碰撞和交融推进了常态化理论的演进。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常态化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基于结构视角的探讨。比如帕森斯（Parsons，1991）将社会成员的惯习视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伴随后结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发展，对常态化的探讨开始增强对主体性的关注。从而，常态化理论纳入了更多对个体的探察，比如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个体意图（Ajzen，1991； Greenslade and White，2005）。也就是说，常态化是在个体的参与、互动中的动态过程。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就认为，实践的更替、技术的创新、科学的演进等是人与非人的参与者交互而成的动态过程（Latour，2005）。再如，创新扩散理论着重分析了早期采纳者和产品带头者是如何践行、接纳、倡导新实践的（Strang and Meyer， 1993；Rogers，1995）。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都越来越多地带入过程视角，将常态化的定位从稳定的结构性结果导向了复杂的动态过程。

May 和Finch（2009）提出的常态化过程理论正是对这一转向的全面总结。他们认为，常态化集启用（imple? mentation）、嵌入（embedding）、整合（integration）这 3 个面向为一体。具体来说，当实践得以在行动上持续进行时，其同时也在进行规范的嵌入与价值的整合。所以，常态化实质上包含了 4 个范畴，即连贯体系（coher? ence）、认知参与（cognitive participation）、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反思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连贯体系指的是实践在行动、规范、价值上逻辑自洽，形成连贯的一整套体系。而实践的具体形态则是实践者在认知参与和集体行动中通过不同维度的投入而塑造的。在反思监控中，实践者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途径不断反思、评估实践的成效。这四个范畴共同呈现“实践应当是怎样”与“实践是什么”的对照：实践者经历认知参与和集体行动，通过反思监控来判断实践活动是否自洽、连贯，当其不断理解并认可实践体系时，这项实践才会走向再生产。

常态化过程理论在带入过程视角的同时，并不否认结构性的因素存在影响，而是否认这种影响是充分的、确定的、固化的。换言之，常态化既非纯粹由结构而安排，也非纯粹由个体而塑造，而是从个体到环境的不同层面——行动、认识、组织、制度、文化等——因素的交互过程。也就是说，常态化具有交互性，各因素的参与不仅在方向、方式上是多样的，还可能具有内在的张力。

（二）带入过程视角

从而，本文进一步带入过程视角，基于常态化过程理论的启发，将志愿常态化视为一个志愿者在组织内外环境中通过行动和认知去不断理解志愿服务、判断志愿服务各方面的元素是否自洽的过程。从志愿体系的发展来看 ，伴 随管理主义影响的深 化（Guo，2006；Claeyé and Jackson，2012；Hvenmark，2016；Suykens et al.， 2019），志愿服务在寻求专业化（Brudney and Meijs，2014；Marberg et al.，2019）的道路上愈益强调体系的效果和效率（Hvenmark，2016）。志愿者在实践中会透过行动和认知追求志愿服务的“ 客观意义”（pursuit of objec? tive meaning）（Teske，1997），在自身参与建构的基础上（Chuang et al.，2015），不断衡量志愿服务能否达成目标、实现价值（Ripamonti et al.，2016；Wu et al.，2016；Hvenmark，2013）。这与对大学生支教的调研情况相一致，志愿者反思、衡量的不仅是支教的目标是否有意义，还是支教体系能否达成自己的目标、兑现意义。

因此，志愿常态化是“ 个体— 环境”交互下的一致性塑造过程，多样的因素都参与其中：志愿者所具有的社会背景特征、所处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认知的偏好，也会形塑志愿者所在的志愿组织如何安排流程、管理等；而组织对志愿活动的安排直接影响志愿者个体和团队的行动参与、信息获取方式，也会激发志愿者将外在环境对其的影响和在组织行动中的经历相联立思考；认识、感受等个体认知会影响志愿者对组织内外环境中文化、价值、意义的解读，以及在解读下对内外环境进行塑造（见图 1）。可见，从个体到环境中方方面面的因素处于持续的、无固定顺序的交互中，推动着他们对志愿体系做出理解、判断、衡量。当志愿者愈加肯定志愿体系的成效，不断在其与志愿体系之间建构出一致性，志愿常态化就更进一步。当然， 这并非意味着志愿常态化就此“ 修成正

果”，而是形成了通往“ 正果”的、正向循环的机制。

那么，如何在这种动态理解下，在考虑多样因素多重、多序、多方向的交互中提取志愿常态化的机制？ 本文继续以大学生支教为例展开了分析和

探索。

图 1 志愿常态化中的“个体—环境”交互

四、研究设计

（一）探索思路

过程视角的带入呈现了志愿常态化的动态意涵。而在这种动态的理解下，各因素与志愿常态化之间的机制并非某种结构下的因果关联，而是过程中的交互关联。志愿服务能否成为公众的习惯涉及了多样因素的参与，而参与机理亦十分繁复。这使得，对志愿常态化中“个体—环境”交互机制的探索十分棘手：一方面，常用的统计分析与过程视角的内在逻辑不符；另一方面，若单是通过案例的质性材料进行归纳，又很难对复杂的情况予以周全的考虑。

研究团队于 2011 年起在北京、成都 10 所高校对大学生支教展开调研，通过高校团委获得高校所有支教团队的名单，然后随机选取 5~10 个团队的全体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并选取部分填答者④ 进行半结构访谈。此外，调研团队搜集了各支教团队日常记录、参与评奖等文本素材，并在 2012 年、2014 年、2017 年再次与调研高校的支教大学生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基于这些多维度的丰富材料，本文得以克服研究方法上的难题：首先，引入与过程视角内在逻辑相符的随机森林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模拟性分析，来确保对复杂情况的充分考虑；随后，参照随机森林模型的结果对访谈资料进行主轴编码，从中提炼具有一般意义的交互机制。

（二）随机森林模型

本文视志愿常态化为一个多因素交互的过程，而随机森林模型中决策树的构建在根基上与此相契合，可以更稳定、更适应样本情况地估计各因素的交互能力（模型的构造参见附录图 1）。

志愿常态化的内涵在于“个体—环境”在交互下对一致性的塑造，即志愿者不断地、不同程度地认可志愿体系的自洽性，形成一种行动和认知上的正向循环。所以，本文需要一个能够反映志愿者判断志愿体系是否自洽的变量，来指示“个体—环境”一致性塑造情况。问卷中，志愿者“认为所参与的支教项目还无法有效地完成其目标”（从“1=特别同意”到“7=特别不同意”的 7 个维度）的题目正体现了志愿者对支教体系是否自洽（能否经由活动实现目标）的判断，可以作为指示“个体—环境”一致性塑造情况的核心变量（即决策树的终结点）。多个随机森林包含了不同变量参与、深度不同的决策树，能够最大限度地考虑志愿者在各个阶段、各种情境下对支教体系达成目标与否的衡量，即通盘纳入了不同维度和程度下的一致性塑造情况，正是从过程视角出发对志愿常态化的整体呈现。

随机森林模型可以有效探索多个变量⑤ ，因此本文考察了 3 个层次、共 66 个变量在志愿常态化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即组织外的“个体—环境”交互变量、组织内的“个体—环境”交互变量、个体认知变量（变量的具体测量和分布情况参见附录表 1）。组织外的“个体—环境”交互方面，包括志愿者的社会背景（性别、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情况与职业地位、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年级、成绩排名、社会工作参与情况）和制度环境（所在高校的激励情况，即荣誉、学分、资金、研究生支教团推免）。组织内的“个体—环境”交互方面，主要考察了组织构成（志愿者在志愿团队中相识人数比例）和组织行动的情况（志愿者参与次数、志愿者在准备中投入的小时数、实践天数、志愿者在总结投入的小时数，志愿者如何知晓支教活动、是否是组织者、是否经历面试、参与培训的情况、如何准备教案，实践遇到各类困难的情况，实践结束后将支教项目推荐给他人的情况、后续与服务学生联系的频率和交流深度）。个体认知方面，主要考察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相比其他志愿活动对支教的偏爱程度、持续报名参与的意愿、作为支教者的自豪感、作为支教者的关联感、作为支教者的认同感、支教者预期的满足程度、参与支教对志愿者价值观的改变情况、参与支教对志愿者社会认知的改变情况、参与支教对志愿者人生规划的改变情况。

本文用变量重要性评分（variable importance measure，VIM）这一指标来衡量参与变量的交互能力⑥ 。变量重要性评分是在多个“个体—环境”变量的复杂约束条件下，估计每个参与变量在整个志愿常态化过程中的参与强度，参与强度越高则其重要性评分排名越靠前，即对核心变量（一致性）的影响越重要⑦ 。不过，随机森林模型条件多、非线性的特质强、包含繁杂的细节，基于变量重要性评分的解读无法完全打开志愿常态化这个“黑盒子”。从而，本文结合质性资料来进行分析归纳。

（三）质性资料处理

无疑，大学生支教具有特殊性，所以本文并非要将模型对各因素交互能力的估计推演到其他志愿领域，而是在这些结果的引导下对访谈资料进行主轴编码，从而提取更具一般性的交互机制。在访谈时，访谈员询问了对象的个人背景情况、参与经历、对支教的理解、对活动是否达成目标的评价，并且追问访谈对象如此评价的原因，呼应其前述的认识和经历情况。所以研究将随机森林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参与变量作为编码标签， 对每个访谈者的对应内容进行标记。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多因素交互的机制，所以在编码整理上不以标签（参与变量）为单位，而是以访谈者为单位（编码示例见附录表 2），以便对包含对应标签的访谈者表述进行整体回溯，对参与变量的交互情况、作用方式和方向进行统筹归纳。

五、初步探索：各因素的交互能力

（一）模拟方法

本文删除未填答核心变量的样本后，共获得 953 个样本。首先，将数据随机分为两部分：样本内数据（660 个），在满足一定复杂度约束的条件下基于此生成所有随机森林，使得模型标准误最低；样本外数据（293 个）， 用来检测生成随机森林模型的预测能力与稳定性。其次，计算每个参与变量的重要性评分。研究每次在样本内数据中生成 500 个包含 100 棵决策树的森林，计算每个参与变量在每个森林上的重要性评分，并取其在 500 个森林上的平均值，以此作为其最终的重要性评分。最后，为便于质性资料的归纳，研究在当前样本点的邻域里将每个随机森林退化成一个线性模型，以该线性模型对应变量的系数方向作为参与变量对一致性塑造方向的一种度量，即概率更高的影响方向⑧ 。这种度量的意义有限，因为正负方向之间的差异可能极为微弱，因此不用于样本外的推断，仅在机制提炼时作为参考。

（二）探索发现

图2从高至低地汇总了各个参与变量的重要性评分，并在横坐标变量名处标记了与核心变量（一致性）关系的整体方向。组织外的“个体—环境”交互方面，志愿者的社会背景对于一致性塑造十分关键。结果显示， 来自家庭和学校的背景因素呈现更强的交互能力。具体而言，家庭收入（2/66）、母亲教育年数（13/66）、母亲职业地位（14/66）、父亲教育年数（21/66）、父亲职业地位（24/66）、学校中参与社会工作的时间（8/66）与其年级

（20/66）的影响的重要性评分相对靠前。而制度环境方面的因素在排名上均靠后。组织内的“个体—环境”交互变量的情况较为纷杂。其一，相关志愿者投入时间的因素交互能力较强，准备时间（1/66）、总结时间（3/66）、 实践天数（6/66）、后续与服务学生联系的频率（10/66）、参加次数（12/66）的重要性评分排序都靠前。其二，团 队相关的变量排序较为靠前，比如团队已相识人数比例（7/66）、团队成员反思和质疑过支教意义（9/66）。再比如，参与团队建设的培训、团队共同编写教案分别是培训类别和教案编写类别变量中交互能力最强的。其三， 反映组织能力的变量排序较为靠前，比如遇到教学难以有序有效进行（16/66）、服务难以满足当地需求（25/66） 的困难。此外，个体认知方面的变量普遍有较强的交互能力，比如志愿者的认同感（4/66）、志愿者预期的满足情况（5/66）、人生规划上的改变（11/66）、对支教活动的偏爱程度（15/66）、持续参与支教的意愿（18/66）、志愿 者的关联感（19/66）等。

六、交互机制的归纳

随机森林模型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多因素的交互情况，对志愿常态化的复杂性进行了贴合地模拟。在此基础上，研究引入 10 所高校、40 个支教项目、共 92 名志愿者的访谈资料，以参与变量为标签对访谈资料进行了主轴编码。首先，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归结出 5 个交互能力相对较高的变量组，即相关家庭与学校的个人特征变量、个人投入时间变量、团队相关变量、组织能力变量、个体认知变量。研究以这 5 个变量组为线索，从访谈资料中追溯这些变量组内部在交互方式、方向上的共性。并且，研究归纳了不同的变量在交互上的时机特征（在怎样的条件下通过交互发生影响）。其次，以每组为聚焦，来探索是否存在与组内变量性质相似却交互能力较低的其他变量，来检证所总结的共性是否稳定。最后，考察组间是否存在共性机理相同的情况，进行简约处理。经过这一归纳过程，本文提炼出 4 个“个体—环境”交互机制，即情境关联、成员嵌入、圈子连带、能力适配。

（一）情境关联

在志愿常态化中，与志愿服务的领域、场所等情境的关联度越高的参与变量，所包含的“个体—环境”交互的渠道越多或强度越大，对一致性的塑造作用越强，本文将此称为情境关联机制。这是因为关联越深，这一变量所承载的观念、经历等也会成为志愿者在活动推进中行动和认知的“工具箱”，为其反思提供情感、文化、能力等。

从本文的案例来看，与支教这一具体情境关联越强的变量，其交互能力越强。具体而言，志愿者的社会背景折射了其家庭的阶层地位、享有教育资源等，这与支教从教育资源角度来应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内核所关联。在志愿者参与支教的前、中、后期，当志愿者在接收各种信息——舆论宣传、实践内容、实践地情况、受助学生情况等——时都会“唤起”与自身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教育资源等的对比，形成反差或共鸣。比如，有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志愿者，因为“ 自己从小生活在城市，感觉一直是娇生惯养的”，所以对偏远地区十分“ 好奇”，而在参与支教后被所看到的欠发达地区的景象所“触动”，认为支教是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改变”的平台

（访谈资料 20110623BHYL）。不同的志愿者也由此对支教产生了不同认识，比如有支教者就介绍到“我们队伍里有一个北京来的同学，就从来没有去过农村，那个同学在支教的时候感触就很深。还有一个志愿者比较特殊，是孤儿，他觉得他在成长中曾经受到了很多帮助，所以就有感恩、奉献的情怀吧，想通过自己来支教去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农村的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们”（访谈资料 20110525CLYY）。另外，大学生支教的平台主要以高校为场所，从而反映高校场景的变量—— 年级、学校中参与社会工作的时间—— 的情境关联度也较高。比如，TH 大学G 支教团队的L 同学参与过各色社团活动、学生工作，她认为“比较而言，还是支教最有意义，也最能实现活 动（最 初的）想 法 ”，遂 而退出了其他活动 ，“ 更专心地把支教作为一项事业 ”（访 谈资料 20111118TSYL）。与此同时，性别、民族、党员、宗教信仰与支教活动的情境关联较低，志愿者也很少主动提及这些因素的影响。 此外 ，尽 管调查中各高校都对支教有相应的激励 ，但 其激励范围有 限（访 谈资料

图 2 各参与变量的重要性评分

20120523BHCL）、志愿者知晓率低（访谈资料 20110623BHYY），从而与支教的情境关联低，难以构成“ 工具箱”。

可见，情境关联高的因素常常成为志愿者行动和思考的比对“工具”，志愿者在实践中会由具体的情境“感到”“触动”“想起”这些因素。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在“映照”的时机下进行交互，激发和推动志愿者的反思，进而影响一致性的塑造。

（二）成员嵌入

当参与变量反映出的个体嵌入特定组织或领域越深时，个体与环境在交互中具有更多接收、反思信息的机会，也就越能影响一致性的塑造，即成员嵌入机制。从案例来看，志愿者在支教各环节的参与时间和各维度的认知情况都体现了成员的嵌入。这些变量在交互中通常是连贯的，形成了对一致性的影响链。比如，BS 大学的志愿者M 在参加了为期一年的研究生支教团后也继续投入到日常支教项目中（参与时长、参与次数）， 他觉得“教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大家都很羡慕我有这样的经历”（自豪感、认同感），“以前比较爱慕虚荣，现在责任心增强了很多”（价值观改变），还“ 打算在今年或者明年考教师资格证”（人生规划改变），所以“ 支教活动还是能实现很多改变的，于我自己、于那些学生都是”（访谈资料 20110526BSYM）。再比如，ZC 大学的志愿者B 就在不断参与中逐步认可支教体系，“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感触……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很多现象。像当地黑网吧很严重，班上好多小孩儿都去。我就希望能通过自己改变这个现象吧…… 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真的开始觉得教师是个神圣的职业…… 我和我教的 3 个学生一直都联系，有一年了吧”（访谈资料 20111120ZCDB）。另外，成员在嵌入中所形成的认同是多维的：当志愿者对所在团队、支教活动建立认同、更为偏爱时，其往往更认可支教体系（访谈资料 20171102RMTL）；但如果志愿者形成的是对广泛的志愿服务的认同时，其不一定会更认可支教体系，反而可能在比较中对支教体系有更多质疑（访谈资料 20120408BHCK）。

可以看出，成员嵌入是个体接收更多信息、思考更深入的过程，所以在作用时机上经由累积而进行交互。当志愿者在支教上投入了更多时间、经历、情感、思考时，其对如何设计课程、怎样进行教学等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也会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尝试改善支教目标的实现状况。并且基于支教的特点——教学效果难以在短期中显现，当志愿者嵌入越深时也才能有更多机会去看到支教目标的实现。所以成员嵌入机制实质上是门槛性的，当嵌入程度不足、信息量不够、思考不充分时，志愿者对一致性的塑造不足。而成员嵌入程度对一致性的影响是多向度的，也有志愿者在参与数次后归结出支教体系中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问题，觉得不论自己如何改变或付出都无法让支教实现其目标，感觉“心累”（访谈资料 20170326RMTL）。

（三）圈子连带

当参与变量反映了个体在组织中的圈子连带数量越多或紧密度越高时，个体与环境在交互中会经由圈子形成认识、情感等，从而加强或减弱对某些信息的思考和关注，显示出更强的交互能力，本文将此总结为圈子连带机制。

圈子连带机制在作用方式上与情境关联机制类似，是通过提供情感、文化等的“工具箱”而影响一致性塑造。不过，情境关联机制指向的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从“纵向”上不断对既往经历的映照；而圈子连带机制则是个体在与环境在交互中，从“横向”上与所处圈子的共鸣。简而言之，圈子连带机制体现的是社会网络的力量、集体情绪的感染、团队文化的熏陶等。不过，从中国社会关系的特色出发，本文以“圈子”而非集体、团队等概念对其定位，认为志愿者在参与活动时以自身为中心建立社会关系、形成圈子并受其影响。而志愿团队边界不明确、成员不稳定的特征，也尤其凸显了“圈子”的特征。

圈子可以是志愿者在参与活动时新拓展的，也可以是志愿者将其已有的圈子带入其中。但不论是哪种渠道，若志愿者的圈子连带数量越多或越紧密时，圈子对其行动和认知的影响就越强。这也是为何团队已相识人数比例这一变量的交互能力较高。当志愿者在志愿团队中已相识人数较多时，其他成员更容易影响其如何理解支教。比如BY 大学B 支教团队的M 同学就说道，“ 我们本来就是平常玩的比较好的同

学一起组队参加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遇到挺多困难的，尤其是那边生活不是特别方便…… 但我们都会一起商量，有困难一起去解决，十分上心，也十分给力。这就让我们（支教）更有效率，能给那边（支教学生）带来更多改变。”当然，志愿者也可能会因为其他成员对支教的质疑，而难以认可支教体系（访谈资料20110602TSSH）。

圈子连带机制反映了个体社会关系在支教组织的嵌入，但其作用方式和时机上与成员嵌入机制不同。成员嵌入机制可以视为在信息量和处理程度的累积；而圈子连带机制则是对注意力和处理方式的影响，在时机上是通过圈子与自己的共鸣所引发的。举例而言，当一个志愿者既看到支教可以在短期中扩大受助学生的视野，也看到支教在长期中难以提高受助学生的成绩，而如果其圈子中的成员更关注短期的积极影响， 该志愿者基于这一共鸣会更倾向赞同支教体系的设置（访谈资料 20110427SCQT），但如果其圈子中的成员更关注长期作用的局限，那么该志愿者也会因这一共鸣而更质疑支教体系的设置（访谈资料 20171103THJC）。

（四）能力适应

若参与变量更多反映出志愿者、志愿团队、志愿组织等的能力适应情况，其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中的空间越大、窗口期越长，对一致性的塑造越强，即能力适应机制。案例中，支教团队遇到教学难以有序有效进行和服务难以满足当地需求这两个体现团队能力的变量显示出较强的交互能力。结合访谈来看，这呈现的并非是能力匹配的结果。纵然，组织能力或个人能力不足确实会让个体产生“挫败感”（访谈资料 20110524SCQL），可个体和环境如何进一步交互来应对能力在既有情况和多方期望的差异，才会继而影响一致性的塑造。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能力适应过程。例如，CL 大学的Y 志愿者就谈到，“ 我们在教学技能上很不够，感觉帮不上啥

……而且一开始他们（学生）很腼腆，不太搭理我们……其实在招募的时候我们还考虑到这点，就是报名（者） 的沟通能力……刚开始大家都沟通不是很顺畅，后来就好了，他们（学生）其实是很依赖我们的，如果主动陪他聊天陪他玩，他就会很高兴……有一个小女孩，之前准备的都很好（活动中的演讲课程），稿子也写下来了，但是上台时她突然特别特别紧张，后来我就慢慢鼓励她，就都好了……这些小细节都让我们很感动，很想给他们帮助，想把自己会的都教给他们……在认识上还是有个转变，后面就越来越觉得（支教）还是非常有用的”（访谈资料 20110525CLYY）。而当实际能力与预期匹配时，志愿者反而还可能不认可支教体系。譬如师范类院校BS 大学L 志愿者先前已有多次教师实习经历，虽然在支教中“得心应手”，但基于对支教与常规教学的比较，他认为支教周期短、稳定性差，难以实现目标（访谈资料 20120920BSQL）。

并且，能力适应机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志愿者、志愿团队、志愿组织可以通过提升能力来契合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调节实践对能力的需求来寻求一致。比如，WJ 大学的M 志愿者就说道，“ 我们去云南支教，当地就觉得嘛，你们都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就希望我们能帮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时间很短，能发挥的很有限，就也和他们交流，我们也自己想怎么能够更好帮助学生。经历了不少思想上冲突的。后面我们觉得就是要在支教之外吧 ，就 是（把 当地的情况）宣 传出去 ，争 取更多的关注 ”（访 谈资料 20110622WJWM）。

总结来看，当志愿能力与期望之间不匹配时，各方会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也就为一致性的塑造提供了更多个体与环境交互的窗口。这类似于戈夫曼所述的“仪式不均衡”（Goffman，1967）。能力的“不均衡”——或者说志愿者在志愿活动“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之间的“波动”——会促进志愿者在尝试建立均衡中进一步思考，对志愿体系是否自洽的评判会更为审慎。能力适应机制发挥作用也是门槛式的。但与成员嵌入机制不同，能力适应机制在作用时机上并非经由累积而设置或打破门槛，而是经由波动而判断门槛能否被打破。

也就是说，个体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不断认识到既有志愿能力和目标期望之间的匹配和差距，总结当前志愿目标的实现程度是偶然还是必然，进而判断志愿活动能否实现目标。

这四重机制贯穿整个常态化过程，对一致性塑造发挥着多方向的作用，在作用方式和时机上亦不尽相同（见表 1）。这四重机制涉及的因素上

七、结论与探讨

志愿常态化既是志愿服务发展的要义，也是整个社会在稳定与革新间交替的缩影。既有研究不断对志愿常态化的内涵进行挖掘和拓展，引入持续的行为和意愿、对角色的认同、对组织的承诺、对意义的构造等来反映志愿常态化。这些指标、概念的引入，都是从志愿常态化所导向的某种静态结果为切入点，进而通过描述这种结果的实现来展现志愿常态化。尽管这些研究也探讨了志愿常态化的机制，但基于静态的解读，这些机制性的探讨也将各类因素与志愿常态化之间理解为单调的、指向明确的因果关联。这与实际情况存在脱节。借助大学生支教的案例，我们看到志愿常态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各个因素的关系十分复杂。所以， 在进一步带入过程视角下，本文将志愿常态化解读为“个体—环境”交互中对于一致性不断塑造的过程。基于这一解读，本文继续以大学生支教为例，透过调研所得的多维度素材，在随机森林模型结果的引导下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出“个体—环境”交互的情境关联机制、成员嵌入机制、圈子连带机制和能力适应机制。

四重机制角度不同，作用方式和时机也不同，但都反映出“个体—环境”交互在机理上的复杂和方向上的多维。这显示，一致性的塑造——即志愿者对志愿体系是否自洽的判断——并非是个体对环境的被动接纳。换言之，不是只有当志愿者的想法和既定的志愿体系“恰巧”相符时，才能走向志愿常态化。志愿者在各种情境的激发下，在日益积累的投入和思考中，在圈子的带动下，在能力的转换、调整中，都可能对既定的志愿体系产生影响，使志愿体系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方式等有所改变。所以，常态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与环境互相影响而成，而是个体与环境互相交互、建构而成的，其所趋向的一致性在内容上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从而，志愿常态化需要政策支持、制度保障、有效管理，也需要宣传、动员、培育志愿文化和精神，更需要能够合理地激发、释放志愿者的主体性。所以应当赋能志愿者（Laschinger et al.，2001），引导其在“求同”的意图下建构志愿体系。

这四重机制是从大学生支教的案例中归纳的，而且局限于研究的设计、变量的选取等，不能覆盖志愿常态化中交互机制的所有情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在分析时并未聚焦于对具体因素的阐释，而是呼应已有的常态化研究做出更具启发性和拓展性的总结。

首先，“情境”的概念广泛用于社会科学对社会行为的解读中。从互动论的视角来看，情境即客观和主观的双向作用（Kristof-Brown and Billsberry，2013；Kristof-Brown et al.，2005）。但是，“ 情境”概念的应用在广度上有余而深度上不足。任何具有个体和环境交互意涵的因素都被称为“情境”，那么各种各样的“情境”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就十分值得探讨。情境关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了解答，不同情境对社会行为或现象的影响力与其在特定范畴和场景中和其他情境的关联程度相关，关联越强时其交互渠道越多、交互程度越强。

其次，在归纳成员嵌入机制时，我们发现，伴随志愿者的嵌入，其所认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层次：可以是对特定圈子、特定成员的认同，也可以是对“支教者”的认同，还可以是对“志愿者”的认同。这些角色在内在上看似相关，但对志愿者如何评价特定的志愿体系却可能产生迥异的影响。因而，后续研究应当在区分不同层次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层次的认同如何关联。

再次，已有研究讨论了成员连带对于常态化的影响（Rehnborg，2009），而圈子连带机制则进一步显示了成员连带对常态化影响的复杂性：发挥影响的不只是连带的有无、密度、强度，而与之建立连带的成员的行动和认知情况，以及构建、维系连带的渠道和平台是怎样运行的，对于连带如何发挥影响有着关键作用。以往从社会网络出发的研究关注到了连带的重要性，但更多是从连带的结构特性出发予以解读，对于连带本身所承载的建构作用关注不足，即忽视了连带背后“人”的因素。这亟待后续研究的挖掘。

最后，能力适应机制则让我们看到，能力与期望的“恰好”匹配（Meijs and Hoogstad，2001）并不一定利于常态化，而两者在相互适应中的波动可能带来志愿者的“成长感”“成就感”等来促进常态化的实现。

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文进一步带入过程视角，走出既有志愿常态化研究的困境。结构视角和过程视

角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构视角下的既有研究所选取的范畴和指标，比如持续行为、持续意愿、认同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志愿者对志愿体系的一致性塑造。但之所以遭遇解释瓶颈，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范畴和指标只能反映某个阶段或某个维度中的一致性，将其中的某个部分，比如实践开展、价值传承等作为整个志愿体系。但限于维度的区隔，局部维度的结论和经验往往无法契合整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范畴和指标并未将志愿体系视为一个行动和认知的连贯体系，意图提取出一个“千项一面”的宏观空间模式或事件趋势，却忽略了各部分的多样性和内在关系。

因此，本文并非要否定既有研究在结构视角下的所有尝试和探索。恰恰相反，本文基于过程视角对实际情况进行模拟，将既有研究中片段的、局部的一致性进行了动态整合。具体而言，在以随机森林模型探讨大学生支教的案例时，本文以志愿者志愿体系的链接为出发点，将支教者对支教目标能否达成的判断作为核心变量，来指示各因素在多样交互和组合中对常态化的塑造；同样也将结构视角研究中所常用的，反映了某个阶段或维度的一致性的因变量——比如多次参与行为、持续的意愿、角色认同、预期满足等——作为志愿常态化过程的参与变量。志愿常态化中的“常态”，不是一个流水线所生产出的整齐划一的结果，而是动态的、多元的、遵从于实际的正向循环。在志愿服务的发展中，既要“海纳百川”，承认不同情况的客观和主观差异，鼓励各个志愿团队、志愿项目、志愿者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出具有自身特征、符合自身规律的发展模式；也须“ 纲举目张”，对不同模式中的共性经验进行总结，基于引导实现协调、共享的整体驱动，最终达到局部和整体的调和。因而，强调具体动态交互的过程视角，无疑对我们探索志愿常态化的多样性机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只是围绕具体的个案对其内在机理初探一二，亟待日后研究的深入剖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注释

①在《习近平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 平台，给予更多支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

②大学生支教项目主要有 4 个具体类型，即研究生支教团、暑期“三下乡”实践平台上的支教项目、高校团系统发起的项目、社团或个人发起的项目。前两者由国家层面发起：研究生支教团在大学生自主报名的基础上，通过高校选拔一定名额的志愿者到国家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学支教一年，志愿者可以获得保送研究生资格；暑期“三下乡”号召大学生在暑期自主开展去往乡村的实践活动，支教是大学生经常选择的活动主题。高校团系统通过指导校级和院系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来发起各类志愿活动，支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建立社团或个人自主发起支教项目，高校团系统、扶贫办等单位也会对这类项目提供相应支持。这四类项目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动员、支持（组织、激励等层面的推动），也离不开大学生“自下而上”的自发参与，既有基于体验的“浅尝辄止”，也有基于使命的“ 持之以恒”。所以，在我国志愿服务的开展中，“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并非对立的、独立的两个逻辑，而是相互整合、并行不悖。

③结构视角关注各种社会状态中持续的元素、稳定的安排；而过程视角则关注个体或群体在其中的互动，尤其是由此而来的模式 组合与重组。两者作为基本的理想型框架，一直在相互角逐、交织，成为诸多社会理论共同的内在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机制（Matthews， 1989）。

④在确定访谈对象时，也考虑了每个支教团队都要涉及长期参与者和偶尔的、甚至是“一次性”参与者。

⑤因为其对离散型变量和连续型变量都有较高的容忍度，对数据自相关性要求也较低。

⑥变量重要性评分的计算基于计算基尼指数（Gini）的基础上。根据布莱曼等人（Breiman et al.，1984）提出的计算方法，假设有 c

个参与变量 x1，x2，x3，...，xc，要计算出每个参与变量 xj 的Gini 指数评分 VIMginij ，亦即第 j 个参与变量在该森林所有决策树中节点分裂不

纯度的平均改变量：GI =∑? K ? ∑ p p = 1 -∑?? K ?? p。2 其中，K 表示有 K 个类别，p 表示节点 m 中类别 k 所占的比例。直观地说，就是随

机从节点 m 中随机抽取两个样本，其类别标记不一致的概率。特征 xj 在节点 m 的重要性，即节点 m 分枝前后的Gini 指数变化量为：

VIMginijm=GIm-GIl-GIr。其中，GIl 和 GIr 分别表示分枝后两个新节点的Gini 指数。

⑦重要性评分可以克服样本因条件分布带来的误差。例如，当某参与变量对于一半的样本的条件分布同核心变量呈显著正相

关，而在另一半样本的条件分布上同核心变量为显著负相关时，如果我们用线性回归模型来探索，有相当大的概率其在整体样本中不

能显著地体现出任何相关性。而参与变量增多会带来约束条件复杂度的几何增加，变量的关系就更加多样和难以具体化。但在随机 森林模型下，变量重要性评分通过非线性的逻辑条件对线性模型进行分割拓展，可以更好地匹配上述不同条件分布下参与变量对核 心变量的影响，从而考虑因素在交互上的多重、多序、多方向。

⑧参与变量与核心变量关系的方向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npi = sign(δli→m0+ 1δ∑( pj ?vk,1,vk,2 ,…,vk,i + δ,vk,i + 1,…,vk,N ? - pj ?vk,1,vk,2 ,…,vk,i,vk,i + 1,…,vk,N ?))

其中，npi 为在样本数据点邻域里将随机森林退化成一个线性模型后第 i 个参与变量的方向，p（j vk，1，vk，2，…，vk，N）指当输入变量为

（vk，1，vk，2，…，vk，N）时第 j 颗树给出的预测结果，vk，N 指第 k 个样本中第 n 个参与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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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提供了正文中未提供的具体说明，包括随机森林的具体构造、变量的测量与分布情况、以志愿者为单位的主轴编码示例。

（一）随机森林模型的构造

单个的决策树构造呈现了一种变量交互情况（可以覆盖所有参与的变量，也可以覆盖部分变量；同一个变量可以在决策树中出现 多次）。而通过构造多个形态各异的决策树形成一个随机森林，可以最大限度地纳入不同变量的交互情况。不同的变量在一个随机 森林中会展现出不同的交互能力，而在此基础上构造多个随机森林，可以减少单个随机森林中对各因素交互能力估计的偏误，从而更 稳定、更适应样本情况地估计各因素的交互能力。

附图 1 随机森林模型构造示例

拨云见日——揭示中国盾构机技术赶超的艰辛与辉煌管理科学与工程

注释

①在我国，习惯上将用于软土层的隧道掘进机称为（狭义）盾构机，将用于岩石层的称为（狭义）TBM（Tunnel Boring Machine）。在国际上，将用于软土层或岩石层的隧道掘进机都称为广义的盾构机。为表达方便，本文盾构机均指的是广义的盾构机。

②前五强依次为铁建重工集团、德国海瑞克集团、中铁装备、中交天和与上海隧道。该数据由全球工程机械 50 强峰会组委会和

《中国工程机械》杂志联合发布。

③⑤来源 2019 年 10 月 29 日~30 日铁建重工的访谈。

④1986 年 3 月由国务院发起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旨在凝练我国发展高科技的战略需求。2016 年，随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出台，863 计划结束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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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2页）

（三）以志愿者为单位的主轴编码

研究将随机森林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参与变量作为编码标签，对每个访谈者的对应内容进行标记。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多因素交 互的机制，所以在编码整理上不以标签（参与变量）为单位，而是以访谈者为单位，即不拆解每个访谈者的表述，而是将其表述对应多 个标签。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An Exploration of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Luo J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How to underst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is the core issue a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ing. Previous studies discuss this issue from various frameworks and by different concepts or indicators, such as volunteers' continuing behaviors or willingness, role identity, commitment, sense-making, etc. However, each study meets its own interpretation limit that wouldn't be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With the help of a literature re? view of normalization theories and also facts from a typical case, namely the teaching support program where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are organized to be short-term or long-term teachers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at the cause of interpretation limits lies in the static perspective held by previous studies. That is to say, normaliza? tion is rather a process of reaching agreement than an agreement already achieved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envi? ron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urther introduces and applies processual approache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 of previ? ous studies.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Normalization Process Theory,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can be under? stood as a process where volunteers try to recognize and approve the volunteering practice system through their cogni? 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under environment influences, which reveals the building-up of mutual consis? tency within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Then there comes to a more complex question: how do individuals inter? 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what mechanism(s) can be deducted from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Continuing with the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is question in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n 92 interviews and 953 questionnaires, through a survey of student volunteers of teaching support programs in 10 universities from Beijing and Chengdu, and follow- up interviews data collected in 2012, 2014, and 2017.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the perso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is not unidimensional and definite but multidimensional and paradoxical. In other words, on the way to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factors and elements are not exerting casual effect but interactive effect,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with correlation analysis or structural analysis. Thus, the random forest method is introduced to take various interac? tion forms and situations into account more thoroughly and logically. Then according to the variable importance mea? sures calculated by the random forest method, the interview data can be coded to explore how variables interact and as a result, what kind of mechanism can be abstracted.

In conclusion, four perso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s can be extracted from analysis, namely context relevance mechanism, member embedding mechanism, social ties mechanism and adaptability mechanism. Particular? ly,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is not only a coincidental consequence of volunteer'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with the volunteering practice system, but also an achievable outcome as volunteers can have influence on the volun? teering system, under the incentive from relevant contexts, from their deeper and deeper embedding in participation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from the encouragement through empathy with social ties, and from the effor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and expected ability of themselves or organization. He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nly by empowering volunteers and stimul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volunteers can we help to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This article brings a dynamic perspective both theoretically and operationally, enriches our under? standing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as well as reveals its complex mechanism tentatively but instructively.

Keywords: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random forest

JEL Classification: L31, Z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