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哲学是一个新兴范式，关于领导哲学的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领导活动的出现，领导哲学就一直存在。关于领导哲学的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首先，从领导学的角度出发看待领导哲学。这种观点认为领导哲学首先应该是领导学，主张领导哲学是领导学的分支学科，对领导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是领导哲学的任务，表现为一种“领导——哲学”的研究思路，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领导理论为基础，从具体的领导理论中抽象出哲学问题，从而走向抽象的领导哲学；其二，以领导实践为基础，总结概括出能够指导领导实践的一般领导哲学。其次，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看待领导哲学。这种观点认为领导哲学首先应该是哲学，领导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属于部门哲学，应当从哲学的视角去研究领导，强调关于领导终极问题的追问，表现为一种“哲学——领导”的研究思路，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通过对现有的领导理论和领导经验的反思，总结出对与错，从而实现理论跃迁；其二，通过哲学所具有的指导功能，指导领导主体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其三，运用哲学的思辨思维，全面分析现代领导问题；其四，通过哲学的追问本性，将人纳入领导的终极关怀。最后，从交叉学的视角出发看待领导哲学。这种观点将领导过程中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作为领导学与哲学共同研究的对象，这样的领导哲学被理解为边缘学科，表现为“领导与哲学交叉”的研究思路，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主要研究领导和哲学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突出出来，成为领导哲学的研究对象；其二，以某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领导思想为研究内容，将领导哲学分为各个派别。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领导哲学首先是哲学，领导过程是领导哲学的基础和素材，要运用哲学的思维看待领导问题，分析领导行为现象，评价领导思想。“领导哲学属于哲学范畴，它不是领导学和哲学的简单简单相加或哲学对领导学的简单套用，它研究的是领导领域和领导实践中最一般的本质的规律，并为领导、领导科学的顺利进行、领导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领导哲学要实现通过对领导理论和领导思想进行批判反思，从而促使领导理论和领导思想的跃迁，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探寻对人的终极关怀。

前提假设在领导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现代性视角下借助于现代性的思想，为领导活动做出前提假设。“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为哲学的缺位而导致领导学研究舍弃了领导活动的前提性假设，割舍了领导行为过程的价值意涵，忽视了领导行为背后的意义解释，那么哲学缺位所导致的领导实践层面的后果要比理论层面的问题严重的多。” 在领导思想发展过程中，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阶段会产生不同的领导理论，形成不同的领导实践活动。首先，在前提假设的方法层面，使用了两分法，两分法是西方社会促进现代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产生现代性悖论的助推手之一，西方哲学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主题，其实是在源头上将思维与存在两分了，所以两分法在领导活动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意识形态是理性，是将人从寄希望于彼岸上帝拉回到人类自身，理性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在领导活动中理性的发展促成了领导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再次，现代性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每个人都是掌握自身命运的主体，人是掌控社会发展的主体，这是相对于上帝而言的，不是由上帝来掌控命运，而是由人类自身来掌控自己，人是完整人、自由人，在领导活动中对人性的假设有不同的阶段，导致产生了不同的领导理论和方法。最后，现代性使人们知道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有待于使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这些规律，在领导活动中，人们通过这种确定性的前提假设，追求结果的可控性。

一、两分法假设

泰勒在科学管理中贯穿着主体客体两分的观念，领导主体与领导对象是被严格区分的，既有作为主体的人也有作为客体的人，泰勒又在领导过程中将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完全分开，计划职能是由作为领导者的人实施的，执行职能是由作为领导对象的人来执行的，作为领导者的人才是主体，而作为被领导者的人就是客体，主客体两分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矛盾。继而韦伯在理性官僚制中体现手段与目的两分，将人作为实现效率目标的重要手段，忽视人的目的性，达到一种领导活动过程中对人的完全控制，人在领导活动中的角色就如机器上的齿轮一样，随着机器的运转而运转，完全忽略人作为目的与人本身固有的伦理道德因素的考量，这是将手段与目两分的重要表现。西蒙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将事实与价值两分，排除价值因素对事实问题的影响，他认为，事实命题是可以用逻辑实证的方法辨别真假以及其客观的真实性，而价值命题却无法运用方法来证明真假，所以在领导活动中，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将不能确定的无法辨别真假的价值命题排除出去，这样就可以对领导结果进行论证与预测。由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悖论以及出现的种种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两分法的弊端，人成为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到后现代阶段试图寻找使两分中和的方式，这就是关注人本身以及价值伦理等方面在领导活动中的重要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两分法假设在领导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其发展演进中包含了主体与客体两分——手段与目的两分——事实与价值两分——二元中和，可以说在现代性中两分法出现之前，世界是统一于一体的，而由两分法产生出的二元论在发展演进后仍然要追求一种二元中和，即二者的对立统一。

二、理性化假设

现代性发展过程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在领导领域，也是如此。现代性意旨下的理性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而在领导发展过程中人们更加推崇工具理性的发展，忽略价值理性，使理性呈现一种片面化的发展趋势，韦伯将领导活动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假设称为是一种去除巫魅的过程，他认为工具理性就是要排除一切其他因素的障碍和阻拦，去实现首要的目标即效率，工具理性这种理性预设模式为领导活动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形成了科学管理以及正式的组织模式，但是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在追求科学技术、标准化、专业化、固定化、可计算可控制的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丧失了，造成了“家园的失落”。继而人们转向了价值理性，希望能够从价值理性的前提预设中找回已然丧失的东西，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基本结构的首要原则，一定程度上将价值理性放在独一无二的位置，推崇价值理性预设不仅不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反而形成一种纯形上的、偏离社会发展实践的领导思想，不能有效的真正解决领导实际问题。我们最终要追求的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二者缺一不可，工具理性要在价值理性的指导和引领下发挥作用，工具理性同时又是价值理性的基础。

从以上可以看出，理性化的前提假设在领导活动中经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而最终解决这种片面化问题的出路，还是要将二者统一，后现代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找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方式。

三、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是领导活动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现代性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使人成为不再受制于宗教和上帝的整体人与自由人，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但随着现代性在科学技术的簇拥下高歌猛进时，人自身的发展却被片面化了，泰勒将人视为是由经济诱因来推动的“经济人”，因此通过科学管理理论以及计件工资制度来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从而实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目的。在行为科学理论阶段，梅奥等人意识到了“经济人”假设的弊端，从而又导向了人性的另一个片面化假设，即“社会人”假设，虽然“社会人”假设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推动了领导理论的发展，但是其弊端在于全盘否认了“经济人”假设。孔茨在现代领导理论时期，针对领导活动中理论流派众多的现象，总结了“复杂人”假设，至此考虑到了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对人性产生的不同影响。可以说人性假设发展到这，都没有进入到现代性意旨下的那种整体人与自由人的阶段，即从人自身的发展出发，并以追求人作为主体的生活价值为目标，“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都是从人的动机与需要的层次出发，一个是经济的需要，一个是社会关系的需要，复杂人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看到了外界环境的影响。由此，威廉·大内提出Z理论，使“文化人”假设出现在领导活动中，从而相对于前面的三种人性假设观有了一个重大的进步，即开始考虑到人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主体发展的层面。

从以上可以看出，关于人性假设的发展演进仍就追寻着整体——片面——整体的过程，由于有着历史的发展线索蕴含其中，所以有着不同层次的递进，最终要追求一种“整体人”与“自由人”。

四、确定性假设

在现代性的意旨下，人虽然解放了其自身，但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是及其有限的，人们关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掌握的，人们对外在环境持有一种不确定性，在领导领域也是如此，在古典时期之前，人们凭经验进行工作和领导，面对不确定的条件和环境，人们选择从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总结来认识领导行为，而泰勒的科学管理通过动作研究与时间研究，对劳动程序进行分解、合理分配时间并使其制度化，从而试图追求一种确定性的结果，韦伯理性官僚制模式是从组织的层面保证了这种确定性假设的发展，人们以确定性假设为基础，通过对过程的可控制来追求结果的可控制，这是主导领导活动很长时期的思想意识，通过这种思想意识所形成的领导模式为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随着外界环境变得纷繁复杂，领导活动中问题层出不穷，后现代理论家们开始反思这种确定性假设的合理性，他们认为领导活动更多面临的是不确定的环境，要在其中继续寻找确定性就是当今领导理论的难题，塔勒布认为，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确定性只是人类思维的理性化的结果，它是脆弱的，而当今世界表现为一种不确定性，警醒我们要以一种不确定性的假设来认识外部世界。

从以上可以看出，人类对外界的认识历经不确定性的假设——追求确定性假设——对不确定性的重新认识，经历了一个循环，确定性假设充分体现了现代性中人们所追求的结果的可控制和可计算，而后现代所提倡的碎片化的思想粉碎了确定性的理想，又回复到了不确定性。

五、结论

在现代性的意旨下，领导哲学的发展依照着一种线式的逻辑思路，最后形成了黑格尔所论述的理念圆圈，这许多个圆圈构成了领导哲学这个整体。领导哲学的后现代是要将现有的宏大叙事打破，使现代社会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就需要理论基础和体系的支撑，将领导理论进行重新构建。“在批判工具理性对领导理论带来的诸多弊病的基础上，融通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合理成分，将伦理等非权力因素推演到领导活动考察的核心地带。” 后现代的重新建构最重要的一点要考虑领导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可以通过由线式逻辑转变为面式逻辑的思路来实现，所有理念的圆圈都占据着不同空间的同一起点，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样就形成一个“圆筒式”的整体，密不可分，这个“圆筒”可以无限大无限长，关注的因素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全面，并且这些因素的发展是与领导哲学的发展并驾齐驱的，这样将更加关注领导的整体性，达到整体的结果，既关注领导的实效又关注人的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杨新华.领导、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含义辨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6(05).

胡宗仁.领导学研究的哲学回归与价值重塑[J].领导科学,2017(14).

胡国栋,原理.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德性领导理论的本土建构及运行机制[J].管理学报,2017(08).

原文载于《领导科学》2019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