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未先产生资本主义？中国能否产生内生性工业资本主义？中国是否具有产生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索构成了中西历史比较的研究核心。韦伯对于这类问题的核心论点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推论，自出现以来就不断受到认可、追捧或者遭受批评、驳斥，这使得同类研究必须回应：不同的宗教伦理气质，即“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Anpassung）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Beherrschung）世界” ，是否是导致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而自20世纪80年代，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 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以西方为样板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民族国家”来考据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是无法触及中国社会内在机理的：问题不应该是中国为何走不了西方的路子，而应该是中国情境下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转型何去何从。于是，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或跨学科的学者们在兼与西方比较的基础上，转而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基础。这样的探索十分重要，其为各类中国研究提供了反思依据，不论是对社会转型机制的探究还是对治理体系、社会制度的独特性总结，都是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修正或重构知识体系。

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正是这类探索的典型代表。孔飞力分别从普通平民、各级官僚和帝国君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发生的妖术恐惧事件，而其中所体现的群体心理、社会逻辑让读者们从现实中感受到历史的影子。周雪光即从“叫魂”事件所体现的“启动运动型治理逻辑来叫停和整顿常规治理模式” ，结合周飞舟对“大跃进”的研究 、冯仕政对“国家运动”的概括 等提出了“运动型治理机制”。可见，周雪光在理解中国制度运行上受到孔飞力的启发，但与之仍有根本的不同。孔飞力区分了专断权力和官僚权力，认为这两者并非韦伯所说的此消彼长，而是在中国的制度中彼此镶嵌 ，而周雪光对于运动型机制和常规型机制的区分仍然有双方对立的意涵，这也引发了后续学者对其的批判 。孔飞力试图从西方社会上生长出来的理论出发，辨析中国社会与西方相比的逻辑差别，尤其是两相分立的概念或范畴，比如常规和非常规并非对立而是过渡、调和的关系。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思路极大地影响了一批学者，包括《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内的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后简称《地方在中央》）一书的作者白思奇（Richard Belsky）。

白思奇于199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论文《北京的士大夫会馆：中国京城会馆的社会与政治演变》（Beijing scholar-official native-place lodge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of huiguan in China's capital city）是在孔飞力和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白思奇于2005年出版了《地方在中央》一书。其对中国会馆的研究恰好处于各个学者对中国基层的、社会的、地方性的历史和知识争相探索之际。在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的转变下，这类研究的路径也出现了转向。简化而言，这一转向可以概括为从寻找“公共领域”到舍弃“公共领域”。在寻找“公共领域”的阶段，学者争相将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进行延伸性解读，并将这些解读贴合到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中，来描述和剖析那些“自发的”“社会的”组织行为，比如善会善堂 ，认为近代中国同样具有“公共领域”。这些尝试具有一定的意义，孔飞力就说道，“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将中国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法人社团和自愿结社等同于前现代的市民社会，这种做法同那些发现长时段的结构性进程比短期的外来冲击影响在知识方面更加有意思” 。而在舍弃“公共领域”阶段，学者们重新审视了这种尝试，质疑了对于“公共领域”概念的使用，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式和分析结果是生硬的、不充分的，甚至根本是不适合的。 例如，夫马进认为，这些套用“公共领域”概念的研究并没有呈现足够的资料来证实他们的观点 。在《地方在中央》中，白思奇完全没有提及“公共领域”，而是将会馆作为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士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机制。耐人寻味的是，白思奇在第七章中认为，北京的会馆具有法人社团（corporate）属性 ，这反映出在多元主义（对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寻找）之后，法团主义成为解释中国运行机制的潮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白思奇选择北京的士人会馆展开研究，围绕同乡关系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中国发展的进程予以探讨。在白思奇看来，这些士人会馆是央地利益得以沟通、梳理、协调的渠道，并且在时局动荡、时代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机制作用，促进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可以推论的是，在白思奇看来，这种央地联结的中国机制并非落后的、阻碍发展的，其功能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而改变，会馆所承载的同乡关系印刻着中国社会的基础。尽管这种社会基础随着中国的发展而转型，但唯有厘清中国社会基础的独特性何在，探明其在不同时代中的转变机制，我国社会科学才能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与时俱进，讲出具有前瞻性、让世界听得懂的中国故事。这也是本文评述《地方在中央》一书的意旨。

二 会馆、同乡关系与现代性

与故乡保持强烈的联系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文化特征。同西欧相比，中国浓厚的乡土情结使得离开乡村进入城镇的旅居者更加注重血缘的连接和由此延伸出的同乡关系。而同乡会馆正是这种同乡关系的具体化代表。一方面，同乡会馆是由同乡关系发展出来的组织化产物。另一方面，同乡会馆的变迁蕴含了同乡关系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对同乡会馆的研究，既是对复杂又有力的同乡关系网络结构和运行模式的探寻，也是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探索。

一个世纪以来，对同乡关系与中国现代性关联的探讨充满了突破与对话。早先时期，韦伯在研究中国会馆的基础上对同乡关系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中国人之间强有力的血缘意识和同乡关系在城镇旅居者身上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通过会馆等乡缘组织所进行的祖庙祭祀等仪式和互帮互助等活动得以加深。也就是说，同乡会馆及其所代表的同乡关系阻碍了中国城镇生长出具有现代性的社区和城市共同体，更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垄断—落后—更加垄断”的恶性循环。韦伯这一观点对后续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乡关系的落后性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为西方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共识。但很快，不少研究有对之提出挑战，认为“落后性”的标签是西方中心的研究范式导致的。

两位中国学者——窦季良和何炳棣，就分别从地方个案和整体史论的角度质疑了韦伯的观点。窦季良和何炳棣都承认，中国文化中强烈的乡土情结和同乡情谊是中国同乡组织得以紧密凝聚、并形成具有畛域色彩的地方利益团体的基础。虽然两位学者部分认同了韦伯对于中国同乡会馆的判断，即同乡会馆尤其是其背后所代表的同乡关系，在短期内对城市及国家的发展具有倒退性。但是在综合了同乡会馆的长期发展和环境影响后，他们二人同韦伯分道扬镳。窦季良和何炳棣都认为，中国人对同乡关系的重视并非胶柱鼓瑟，而是会随时间而变化：新的观念会取代旧有的故乡情结，甚至产生出促进国家现代性发展的特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窦季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一种自然趋势的影响下，支撑同乡会馆封闭性的畛域观念会逐渐瓦解，城镇中的乡缘利益团体让位于具有全民联合性质的社区。何炳棣在吸收窦季良观点的基础上，对韦伯的回应则更为直接。他从韦伯所关切的经济发展角度入手，提出近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理性化特征不仅不会被同乡会馆的封闭性所压制，反而能够融化保守的畛域观念。在不断的竞争和融合中，会馆逐渐从地域性向贸易性转化，最终形成“超地缘的同业组织” 。在何炳棣的眼中，中国的同乡会馆能够并已经在清朝中后期开始释放和顺应经济现代化的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在没有外界冲击的情况下，也能促进中国从畛域有别走向“大群意识” 。

事实上，窦季良与何炳棣的研究，依然尚未脱离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费正清式研究的特点，并离不开以“誓约社区”和资本主义等西方概念来评判中国现代性发展。但是，他们的研究却暗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具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能力、逻辑和轨迹。这不单单是对韦伯观点的质疑，同时也表现了对中国同乡关系的探索正在试图挣脱西方中心观下“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

罗威廉和顾德曼分别从城市社区自治和民族国家意识的角度对中国同乡会馆和同乡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拓展。罗威廉从城市治理的角度出发挑战了韦伯的观点，质疑了韦伯对中国同乡关系的判断。韦伯认为，中国的同乡会馆过于强调其地缘认同，不利于城市自治的实现。而罗威廉则通过19世纪汉口的案例否认了韦伯的这一论断。罗威廉发现同乡会馆虽然仍具有服务于地缘关系的特征，但其在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并不拘泥于自身“异地人”的身份和非故乡的隔阂。这种异地同乡会馆主动承担城市公共管理职能的史料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多被发现和提及：会馆主动对无主尸骸提供施棺和掩柩等善行 ；上海内各会馆向地方政府捐赠用于日常行政、公益救助以及寺庙修缮等方面的经费 ；19世纪位于重庆的会馆可以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联合成立类似于委员会的八省客长制度，参与城市公共事务 ；等等。对此，罗威廉总结到，中国人可以在保有乡土情结的同时，建立起对旅居地的认同，二者并不冲突 。在在罗威廉研究之后，顾德曼进而提出，同乡组织的存在非但不会影响来自不同故乡的中国旅居者在20世纪的上海产生现代的民族国家身份，反而有助于民族主义联盟的形成。19世纪各士人商人针对西方经济入侵所采取的“商战” ，长江下游省份同乡组织联合请愿实行君主立宪制 等行动，也是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在乡土情结中孕育和发展的例证。罗威廉和顾德曼的研究在承袭了窦季良和何炳棣认为中国同乡会馆能够生成中国现代性特征观点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以“多元身份”为核心的新观点，即新身份逐渐成长，最终同旧身份一起构成了一个转变后的中国人。

虽然罗威廉同顾德曼的结论有相通的一面，但可惜的是，罗威廉在论断中也没有走出西方样板，将中国自我发展的目标界定为“与西方匹敌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之下，顾德曼的观点则跳出了西方中心观。她提出所谓的现代性并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应当具有多元形态。

可以看到，自韦伯以来的这一个多世纪里，对中国同乡关系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层层起伏：同乡关系从遭到完全的否定——被认为完全阻碍了现代性的发展，到被认为具有孕育资本主义、社区共同体等西方式现代性的基础，再到脱离西方的现代性标准来被评判其在中国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变化的是对同乡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的认识，不变的是一直关注着同乡关系如何联接民众团结与国家发展。白思奇的《地方在中央》也正是在探讨和吸纳了这些研究背景后展开的。在研究中，白思奇回到了韦伯关于旅居者和国家关系的讨论，称赞了窦季良关于故乡情结的社会心理进化观点，吸收了罗威廉的“多重身份”，并在结合何炳棣“同乡关系的努力能在不经意间制造意想不到的历史动力机制” 和顾德曼的现代性多元形态后，提出了“在中国从晚期帝国到国族社会政治体系的转型中，会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一问题。在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白思奇尤其对士人间的同乡关系如何调节地方与国家间的利益表现了巨大的兴趣。这也是其将北京的士人同乡会馆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白思奇在第三章中提到，不同于其他地区会馆所具有的明显经济属性，北京的“同乡会馆是地方和中央互动的中介” 。因此，首都的身份就解释了为何北京能够早于其他地区一百年出现同乡会馆 ，为何北京的同乡会馆数量众多，以及为何以士人为核心的会馆在北京的同乡会馆中能够占据大多数 。

三 法人社团？联结央地的会馆

白思奇在第一章的开始就提出，文中的同乡会馆是“Native-place lodge”，即一个向被接待者提供住宿和会客的场所。作者也围绕着这个定义，向读者描绘了会馆的运行要素：会馆作为生活场所的服务对象、会馆作为空间的位置结构属性，以及会馆作为法人的社团属性。作者尝试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描述，向我们展示本书中北京士人会馆的核心特征——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中介。

服务对象方面，北京的士人同乡会馆在两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同乡会馆具有明显不同。首先，相当多的北京士人会馆并不向商人开放，甚至拒绝寄存货物。其次，工商业会馆及大部分地方会馆并不接待考生等短期旅居者。但是北京的士人同乡会馆则向各地到京的非商旅居者提供短期住宿，尤其是进京赴考的地方考生具有高于绝大多数认的居住优先权。这种向地方考生提供的便利也是士人会馆增进地方与中央关系的重要手段。会馆的支持增加了地方考生赴京的动力，也提高了考生获得功名的机会 。本地考中入仕者越多，其地方同中央的关系就越紧密。而考中者又通常以捐赠、庇护等方式为会馆的发展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可见，在白思奇的描述中，支持考生既是士人会馆不同于工商业会馆的地方，也是其实现国家地方利益调和的重要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我们开始看到会馆的被接待者已经逐渐没有了地域区分，甚至连接待者本身也不再是“纯粹”的“老乡”。

由于首都独特的政治属性，士人会馆的城市空间分布和自身空间结构也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西方学者一度并不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情况会影响中国城市的人口分布差异，直到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晚期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北京存在着以商人为居住中心的“工商核”和以士人为居住中心的“士人核”两大城市生态分布 。在施坚雅的模型中，士人分布区域同朝廷政府部门及中央教育考试机构具有一定的重合；而商人则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而主要分布在城门及城市边缘附近。施坚雅的观点对我国城市发展研究无疑具有突破性，也为后来众多的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都市生态”的视角 。白思奇在第四章虽然通过史料考证，总体上仍然沿用了施对士人和商人的划分，但对士人和商人在京的分布提出了疑问和重新定位 。通过重新划分18至19世纪北京城的士人和商人生活空间，该书提出，虽然士人和商人各自生活区域内都有大大小小的同乡会馆成立，但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分布情况。商人生活区域内，同乡会馆倾向于按照地域分布，地理位置相近地区的在京会馆更可能成片出现。但相比于商人以地缘身份为判断的互动空间抱团 ，士人生活区域内的会馆则表现出了不同的景象。天南地北的会馆混杂分布在各个街区，新建会馆在位置和邻居选择使也没有地域之见。虽然会馆要求其开办者具有相应籍贯，但对馆内雇佣人员则少有来自哪里的规定。甚至会馆内最代表地方文化的厨房也有雇佣非同乡人为厨师的记载。参与馆内互动的文人士人则更无地域限制。例如晚清重臣翁同龢就记录了其在北京不同会馆就餐看戏的经历 。从士人会馆的空间结构来看，白思奇发现各会馆的装饰和用品仍保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这表明士人会馆还扮演者“微观故土”的角色以消解游子乡愁。但当最能象征地方特色的厨房不再是地方文化的专有领地，戏台上地方戏剧的唱腔在京剧的一次次亮相中逐渐黯弱，士人会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自我创造，。对于清朝士人会馆空间分布和空间结构的逐步形成，白思奇总结道，正是士人会馆所体现出的士人不拘地缘，促进了士人对中国“国家”概念的形成和认同，也打开了政治精英们“世界主义”的道路 。

在讨论了空间的意义后，白思奇将对士人会馆的关注转向了其作为祭祀活动的仪式属性和作为实体场地的资产属性。该书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讨论承接了前文的发现和观点。作者提出，就促进士人阶层推动国家概念形成和中央地方关系完善而言，士人会馆中的族群仪式和资产共有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会馆仪式主要包括对同乡的安葬的捐助、对地方先贤的祭奠，以及对神灵的祭拜。这三种仪式对士人的影响虽有不同，但最终都指引了一个摒弃地域、走向大群的方向。白思奇认为，捐助同乡入土这一行为标志着会馆的利他性。这种利他性在发展中，从仅针对同乡人士扩大到周边地区，再到对无主尸骸的认领，体现了社群范围的扩大和城市社区身份的形成。会馆中祭奠先贤的活动同样提升了参与者的家国情怀。各地会馆的先贤虽都是其故乡人，但使其成为先贤的主要原因则不是籍贯。先贤们通常都具有全国的影响力，例如影响华夏大地千年的大儒朱熹、为国捐躯的名臣文天祥等。因而对先贤的追思也就被赋予了国家的内涵。白思奇着重强调了士人会馆和商人会馆在神灵祭拜中的不同。他发现，商人会馆多祭拜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神灵，如在福建籍的商人会馆中，妈祖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但士人会馆则以祭拜全国性的神灵为主，其中尤其以代表忠勇孝义的关帝和象征文采功名的文昌、魁星为主 。其中的“忠”、“功名”等概念无不表达了士人群体对帝国本身的认同。为了增强这种价值认同，政府对士人会馆的此类仪式活动也表现出了直接支持。一个互惠的关系通过士人会馆的中介，在政府与士人之间就此形成了。此外，关帝所代表的“义”，也为异乡人和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了精神准则。因而，仪式使得士人会馆为士人群体提供了更强的国族身份认同。对会馆资产及其所有权的探讨则体现了，在中国传统帝制环境下，会馆也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例如馆内一切物品都明确规定由会馆集体所有并获得法律承认，会馆的收入也由捐赠和放租组成，并不依赖政府。但是，书中并未区分士人会馆和商人会馆在资产所有和管理方面的区别，因而难以判断士人会馆是否在这方面的表现更突出。

颇有趣味的一点是，白思奇在第六章一开始提出，士人会馆的资产共有属性和族群仪式属性一道，构成了其成为法人社团（corporate）的基础。他在文中也不断试图论证，正是由于会馆在仪式和资产方面既获得政府正式承认，又保持着一定的社会独立性，同时还存在互惠的途径，因而可以被当作仅有的“正式建立的法人社团机构” 。本书（英文版）最早出版于2005年，主要基于白思奇1997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修改而成。考虑到该时期的中国研究正值多元主义势弱、法团主义（corporatism）盛行，因而很难不让人猜测，作者此处所提出的法人社团概念是否也是因为受到了该潮流的影响，进而意欲论证法团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可事实上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学者其实已经开始论证法团主义同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只是形似神非 。这再次说明，不能想当然地将任何西方语境下的理论体系、发展模式作为中国道路的标杆。

四 联结的机制：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

在白思奇和孔飞力的讨论中，孔飞力将基于相同的个人特点而粘合成的社会网络称之为“同—系”（tong-ties），而白思奇认为其中只有同乡关系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使得同乡关系的网络有一种相互的责任 。而这种相互的责任正是通过会馆获得了组织的支撑，从而进一步强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与规范的基础。也就是说，政府（朝廷）与会馆处于一种亲密且复杂，又互补的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下，以“私”出发的个人社会网络并不会站在“公”的对立面。 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白思奇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他看来，“政府—会馆”之间既有正式的联结机制，也有非正式的沟通、互动渠道。

从正式的联结机制来看，政府与会馆主要有两种形态的纽带。首先，是以“印结”为核心来塑造出的同乡关系的权力结构，而会馆成为生产这一结构的空间。简单而言，“印结”即六品以上的朝廷官员（也有六品以下官员签发的例外）能够签发的一种担保书，用来担保申请人行为端正且申请的事务或行动是恰当的、合法的。这样的担保机制促使个体将行为责任绑定在以其为中心的特殊关系网络中，在个人愈加依附于其所在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利于朝廷对个人进行管理，并且分散了朝廷进行社会控制的风险。与此同时，申请人获得“印结”是要向官员付费的，据白思奇考证，“印结银”是北京官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印结”在个体与其圈子中的官员之间构建了一种“权力—利益—人情”的转化机制，而同乡关系正是个体塑造这一圈子的主要关系依据。从白思奇的分析来看，他主要从朝廷的视角出发，将“印结”作为一种绑定责任以及由此控制风险的方式，而会馆正是官员们讨论“印结”能否签发、促使个体与官员建立这样关系的重要场所之一。而从同乡关系本身的角度出发，“印结”更是塑造了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权力结构，这使得个体的社会行动完全由其关系所掌控，而官员在这样的联结机制下成为了个体与朝廷之间的中间层。其次，会馆参与到社会控制、社会管理中来，成为朝廷管控和治理社会的基本单元。德雷诺威在其对于明代时期北京城如何进行社会管控的研究中推断，会馆的登记制度对于治安管控具有重要的作用，并引用了陈宏毅的研究佐证——不少会馆本就是为了加强治安才建立的 。尽管白思奇对于这一研究的论据并不完全信服，一方面朝廷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会馆的具体事务予以关注和掌控，不论是会馆建立的批准、修建细节等，还是会馆的日常管理，另一方面，会馆从朝廷那里获得了一定的管理权威和管理责任，比如会馆帮助入住的旅居者适应城市生活、防范诈骗等，再比如对会馆的入住者的行为提出规范。不过相比宗族和行会，会馆对其成员在社会行为管理上拥有的权威极为有限，对于触犯章程的人也仅能通过罚款、仪式性的惩罚等来制约，没有明确的自治的司法权力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会馆在社会组织和动员上的能力，只是相对于宗族、行会等，会馆在成员身份及界定、成员控制上更为松散。

从非正式的互动渠道来看，会馆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联通的功能。首先，会馆是同乡官员相互认识、相互熟悉的空间，为下层官员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途径，也为上层官员建立自己的权力关系网提供了可能，所以这两者都十分愿意为士人会馆的建设尽己所能、出资出力。白思奇围绕这会馆这种自下而上的联通功能讲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围绕翁同龢与同乡关于的交流、沟通展开，介绍了翁同龢与同乡官员在常熟会馆讨论故省江苏和故乡常熟事务的情形，并且提供了翁同龢帮助镇江官员呈递的折子获得准奏 。可见，会馆的建立为同乡官员形成关系网络、促进地方信息流向中央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另一个案例则是围绕李鸿章参与会馆建设展开。史料证明，伴随李鸿章士人地位的提升，其参与的会馆事务愈发增多，比如回应同乡刘秉章庐州会馆荒废，联合同僚捐资扩建了庐州会馆，并且后续又积极参与了安徽会馆的修建，这使得安徽会馆成为了“淮军集团的一个据点” ，这也促使安徽同乡的政治网络在当时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其次，朝廷同样可以借助同乡关系网络来实现其在地方基层的利益。比如在遭遇太平军的进攻时，工部侍郎吕贤基被派往安徽修筑防御工事，其举荐了李鸿章一同前往，主要想要借助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在庐州的影响力，而李父的影响力正是通过其在“典衣被”的情况下筹资建立庐州会馆而获得的。可见，在白思奇的论证中，会馆并非中央与地方的沟通的直接参与者，而更像是央地联结的枢纽和基础。同乡关系通过会馆的建立而得以形成亲疏远近的结构，尤其是孕育出了地方精英，并且促使地方精英与中央联通，获得中央的支持，地方和中央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多层次、多维度的沟通和互动渠道，也促使地方精英形成了能够从地方推及中央的认同，

白思奇对会馆作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央地联结的定位值得深思。从会馆的角度出发，同乡关系的运行实则是将士人塑造成为一种联通国家与民众的中间层。孙立平就认为，中国一直以来的社会结构是“国家—民间精英—民众” ，民间精英充当着重要的中间层。而从白思奇对会馆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这种中间层不仅联通了国家与民众，而且联通了地方与中央，是地方信息传向中央的渠道，也是中央管控和协调地方的途径。并且，伴随时代格局的转变，会馆的功能也在不断变化，白思奇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会馆的转型与消失也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正是由于会馆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才不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 ，并且其被取缔后，其原本所承担的央地联结的功能被其他的形态的组织所取代。而他所指的取代组织正是各地驻京办，当然其角色与会馆有着极为根本的不同，一方面驻京办是政府的正式机构，另一方面其不再是同乡关系的承载。可不能忽视的是，即便会馆消失了，但是同乡关系这一社会基础在中国并未消失，其仍然在各个领域的运行、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有时成为舆论所诟病的社会不公平的源头——站在了制度的对立面，有时又是用来联络情感、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机制——成为制度有效运转的抓手，这反映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中社会价值与文化中存在的张力，也是转型研究中难以回避的核心议题。

五 讨论：何为独特性？

《地方在中央》问世以来就获得了国际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 ，一方面，是因为白思奇在这一研究中对于相关历史材料细致的梳理和总结，这为中国会馆研究积累了知识和素材，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白思奇通过对北京士人会馆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明清时期央地联结的一种独特机制。当然，同乡关系与会馆都不是中国独有的，而在会馆这样的空间和组织中，中国的同乡关系——尤其是士人的同乡关系——却展现出独特的形态。具体而言，同乡关系不属于“私”的、特殊的、地方的，而是成为“公”“私”之间、特殊与普遍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甚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过渡桥梁。这一论述回应了诸多学者对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延续的发问 ，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白思奇选择了对士人会馆的角色描述这一入口，而他在出口却向我们呈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基础。

不过，《地方在中央》一书在研究的定位、史料的运用和分析上仍然存在一定瑕疵。首先，尽管白思奇以同乡会馆作为研究对象，但不论是在问题的提出、分析的展开中始终将同乡关系作为靶子，尤其是在对“政府—会馆”正式和非正式关联的描绘和论述中，会馆不过是促成同乡关系介入到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间接因素，甚至部分论证完全脱离了会馆。其次，白思奇将士人会馆与商人会馆区分开来进行研究，但他对士人会馆的界定中可以看出两者的界限实际上是模糊的。并且他从空间的视角看待会馆时，认为北京城自清初多尔衮下令禁止汉人在内城居住后形成了“士人核”和“商人核”，也可以看出他对士人和商人在社会网络上的区分。但显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在北京的龙岩会馆就有“主权落入商人之手”的情形，其作为主要用作给考生考试入住的试馆最终是由经费充足的商人把持 。诚然，士人的圈子和商人的圈子具有异质性，但二者并非全然隔绝。最后，尽管白思奇在提出问题之时批判了前人在研究中对“现代性”的理解，但在后续的分析与论述中，他并未对中国现代性的内涵进行阐述，仅是将各类社会改革的出现等同于“现代”的到来和发生，而现代性的内涵似乎伴随会馆的消失而不可触碰。

所以，在探究中国独特的社会基础上，《地方在中央》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开头，其远未能完成探索的使命。在白思奇的基础之上，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和推进。其中的一个方面已经在这本著作中隐约可见，即宗族关系、同业关系、同乡关系之间的异同、关联。比如在探讨会馆的社会治理参与时，白思奇对比了宗族、公所与会馆的差异，而在对会馆的组织情况描述时，个体参与会馆的行为显然极大地受到了家族的影响，甚至会馆的主事、主要出资和动员者也有家族继承的现象，这是十分有趣的。以往对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基础的探讨都将这些“关系”作为个体特殊的社会网络，即便关注到这些关系具有从特殊到普遍的过渡功能的研究，也并未探明不同类型关系的差别以及关联。另一个方面则涉及到了整体史和地方史的关联。从地方史的角度积累和探究，可以从多重视角把握中国不同地域的情况，但想要解答何为中国情境下的现代性、何为中国意义下的发展、中国的转型走向何处，还是需要整体史框架下的分析和提炼，如此才能建构出中国本土的理论和范畴。

尽管有着诸多的未尽事宜，《地方在中央》仍然是一本颇具启发性的著作。一来，虽然其主要是对京城士人会馆的研究，但其中也大量地探讨了商人会馆、士人和商人的区分与联系等，这对于后续会馆研究的类别划分。二来，该书超出了会馆研究的范畴，尤其侧重关注了以其为培育基础的同乡关系，尽管这损害了研究的逻辑严密性，但却也正因如此，该书在探究中国独特性上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央地联结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研究关注了正式体制的央地关联机制，比如对地方政策试点模式的研究，再比如对中央和地方信访制度的探讨等。但是极少有研究能够兼从正式和非正式的视角来分析央地联结的过程与结果。白思奇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时期央地的联结通过同乡关系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层面理顺调和，从而促进社会整合，那么在中国步入现代之后，央地联结的形态和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自传统的社会基础是否仍然在发挥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才能推动现有研究的发展，也能促使正式的制度运转起来。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层逐渐生长出来，各色中间组织也日益兴起，而作为中间层的精英能否发挥国家与民众相互沟通的桥梁作用？中间组织能否凝聚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整合？这些中间层、中间组织的联结能力和联结机制上与传统相比有何不同？这都是亟待探讨的。不论是对中国历史的、传统的社会的研究，还是对当前的、现代的社会的探求，都绕不开对中国社会独特性的挖掘。所以，“何为独特性”是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议题不应舍弃的发问，而这也正是《地方在中央》一书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原文载于《公共管理评论》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