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就必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今天，我们的一般印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多，非互联网企业在经营中也越来越多地希望通过“互联网+”战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开展“互联网+”战略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然而，如果把企业的互联网使用看做是一个“一系列行为的集合”而不是单一符号的话，我们会发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一方面，企业使用互联网已经非常普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不断加大互联网使用，将互联网应用于企业管理、生产、销售、服务等领域。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企业信息化市场专项调研及未来前景预测报告》，截至2016年12月，全国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为95.6%，60%以上的企业部署了企业信息化系统 。另一方面，企业实施“互联网+”的程度又很不平衡。比如，有学者指出，根据上市公司2013-2015年年报，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开始涉足和实施“互联网+”(杨德明、刘泳文,2018)。总之，“互联网+”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战略行为，但在企业开展“互联网+”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具体的实施方式存在差异。事实上，一方面，“互联网+”战略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凡是企业某一个或多个重要业务环节开始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或利用互联网，通过一定的方式与互联网融合，就可以认为该企业实施了“互联网+”(杨德明、刘泳文,2018)；另一方面，“互联网+”战略本身是有内部分化的，有一些互联网行为在公司基本已经普及，有一些则方兴未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企业的“互联网+”战略上也存在着一道“互联网鸿沟”。

怎么来解释这种差异呢？顺着管理学的理论会强调企业层面的因素，比如行业、地区、治理结构、成本核算、创新能力等等。与这个脉络不同，我们从社会学“世代分析”的经典框架(Elder,1974; Mayer & Schoepflin,2003)出发，从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在社交媒体、公共舆论以及一些学术论文中，年轻人常常被认为与互联网有着天然的亲和性(高苹、刘传建,2003; 黄楚新、商雅雯,2017; 闵小益,2004; 袁海萍,2016; 张耀铭、张路曦,2017)。尤其是，在企业家群体中，“世代”往往被认为是决定他们是否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一个重要指标；大多数的龙头互联网企业都由年轻一代企业家创办(Wang et al.,2011; 吕鹏,2013)；即便不是互联网企业的创办者，年轻一代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更容易拥抱“互联网+”战略。本文以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CPES）为研究样本，探索不同世代的企业家在本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上是否存在差异。使用新数据回答新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贡献。

然而我们并不想讲述一个“世代”与企业“互联网+”战略之间的线性故事。如前所述，企业“互联网+”战略行为本身具有差异性。本文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将企业的“互联网+”战略划分为成熟和新兴两个类型。因此，我们将探索不同世代的企业家（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战略（成熟与新型）的偏好是否存在差别？这有助于我们打破年龄/世代与互联网行为之间的线性关系，从不同类型上把握和厘清企业家和企业采取“互联网+”战略的作用机理。

我们的第三个贡献是探索了世代与“互联网+”战略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是考察并验证了企业家海外经历的正向调节效应。接着，通过建构“互联网媒体使用强度”这个指标，揭示了其对于提升企业“互联网+”强度的中介作用。这两个机制的发现，为我们如何发挥“年轻一代企业家”的主体能动性提供了可以落地的角度。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第二部分整理了目前关于企业“互联网+”战略研究的文献，同时提出相关假设。第三部分介绍全文的研究设计，描述变量基本特征以及数据分布。第四部分检验企业家世代对企业“互联网+”战略的影响，同时检验调节因素和中介因素。第五部分主要对全文主要观点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世代分析、不同世代企业家与企业互联网使用

从“世代”（cohort）或“代际”(intergeneration)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政治和技术变迁，是社会学、人口学的一个经典范式(Elder,1974; Mayer & Schoepflin,2003; Nilsen,2014; Ryder,1965)。在社会学理论看来，受到教育、同龄群体的社会化、独特历史经历的影响，每一个世代都有其持续的宏观层面的特征可以识别和分析；尤其是在推动结构性的变迁方面，世代差异往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动因。具体来说，不同世代的个体，其行为、态度背后都被其所成长的环境所影响，不同世代之间表现这种社会背景影响的差异性，但是同世代内部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通过不同世代之间的比较来探索社会发展的过程。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埃尔德基于世代探索了宏观社会结构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于同时期儿童行为、态度的影响之后(Elder,1974)，世代研究框架逐渐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

在以中国为情景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展示和论证了新生代与其他世代在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取向上的明显差异(Zhou & Hou,1999; 洪大用 等,2015; 李峰,2015; 廖小平、张长明,2007; 杨雄,1999; 赵联飞,2012)。但很多研究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人口、大学生，社会学文献里聚焦“新生代”或“年轻一代”企业家 的很少。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创业者队伍，年轻一代企业家不断发展壮大(范晓光、吕鹏,2017)，加上我国私营经济代际传承加快(何轩 等,2014; 胡旭阳、吴一平,2016)，年轻一代企业家成为企业家群体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的世代研究应该加强对企业家群体的关注。

一些研究发现，年轻一代企业家与年长一代企业家在企业经营治理策略上没有差异(Lorrain & Raymond,1991)，但是也有许多研究表明，企业家世代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比如，一些国内调查显示，年轻一代企业家与年长一代在行业选择、企业治理、技术创新、企业文化等领域存在一定分歧(郭超,2013; 李卫宁 等,2018; 梅笑、吕鹏,2019; 张兆曙 等,2010)。具体到互联网领域，许多研究都认为，年轻人与互联网经济有着更强的亲和力(Colombo & Delmastro,2001; Wang et al.,2011)。

年轻一代企业家由于年龄的优势，对于新技术具有更好认知能力，对互联网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与理解能力(Bantel & Jackson,1989)。因此，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会积极使用新兴互联网，并将互联网应用到企业管理与经营中去，以便在行业竞争中，占据技术优势。企业“互联网+”战略的制定与企业主是分不开的。在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的理论里，也越来越重视强调企业所有者/管理层的个人特征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来说，由于家族化管理，这个作用的链条更加直接。我们从理论逻辑上可以假定年轻一代企业家与“互联网+”战略有着更为正向的联系。

然而，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战略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有着内部差异的。这首先是由于互联网大规模应用于企业虽然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内的表现差异较大。2008年之前，企业应用互联网主要用于邮件通讯、建立网站等，2008年之后，电商、微博、微信等技术发展，企业纷纷开始进行开展“互联网+”，将互联网嵌入企业的经营管理。2014年“中国企业互联网调查”以ICT核心指标为依据，根据中国互联网应用实际情况，将企业互联网应用分为：沟通类、信息类、商务服务类、内部支撑类。 也有研究从企业互联网应用的4个关键特征来理解企业互联网使用(马冬妍 等,2018)，即企业互联（在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供应链利用互联网沟通）、用户导向（利用互联网服务用户）、数据驱动（利用数据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依据）、管理创新（利用互联网使得管理扁平化）。还有研究者将第一代互联网与第二代互联网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企业互联网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企业互联网行为呈现不同的规律和特征(邢纪红、王翔,2017)。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互联网+”在企业经营中的不同应用划分为新兴“互联网+”战略与成熟“互联网+”战略。简单来说，与新兴“互联网+”战略相比，成熟“互联网+”战略由于发展时间较长，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比较常见，企业应用也更加娴熟。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年轻一代企业家的企业实施新兴“互联网+”战略强度更强。

假设2：年轻一代企业家和年长一代企业家在成熟“互联网+”战略实施强度没有差异。

 

 

 

（二）企业家海外经历与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

在讨论世代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关系的机制时，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学者认为，与年轻一代相比，年长一代企业家背景较为多元，同时他们在企业经营中更加有信心，成就动机更强，而年轻一代企业家具有更强的人力资源整合能力以解决企业经营中面对的挑战(Kazmi,1999)。还有研究者们认为，年轻一代企业家更倾向于创新与冒险，因此更加积极推动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而年长的管理者更倾向于保守和规避风险(Hart & Mellors,1970; Stevens et al.,1978; Vroom & Pahl,1971)。也有学者基于学习理论发现，年老的管理者在捕捉新思路和学习新行为时会有更多的困难，因此在面对新的经营管理模式更加被动(Hambrick & Mason,1984)。这些因素都十分重要，然而或多或少都于“年轻世代”本身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在本文中试图提出两个其他的因素。

首先是企业家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海外经历是指企业家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生活，是全球化在企业家本人身上的一种投射。“海归”一直是我国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创办者的主要来源(Wang et al.,2011)。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企业管理者，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了解国际前沿的技术发展方向，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企业管理模式、战略、技术等创新(陈衍泰 等,2017; 张信东、吴静,2016)。海外经历除了带来知识优势外，还会带来心理优势与社会资本。研究发现与国内无留学经验的企业管理者相比，具有留学经验的人会更热衷于风险和挑战，更倾向于进行企业创新，同时海归关系网络也会给企业管理者带来一定的信息优势(Liu et al.,2011; 范巍等,2011)。企业主海外经历有助于企业家了解前沿互联网技术，这种经历可以帮助他们在管理自己企业时，与无海外经历的企业家来说，推动企业新兴“互联网+”战略更积极主动。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3：拥有海外经历会促使年长一代企业家开展新兴“互联网+”战略。

其次是企业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的中介作用。不仅企业在“互联网+”战略上有差异，个体在互联网使用上也存在世代差异。诸多经验研究表明，老年人更喜欢通过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信息，而青年更愿意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Dou et al.,2006; Westlund & Weibull,2013)；2009年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社交媒体开始被广泛使用，在新媒体的使用上世代差异显著(方师师 等,2014)。还有研究发现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日益普及，互联网把民众划分出具有清晰区隔的两代人，他们在信息的接受方式和时间上完全不同，思维方式、行事风格等也迥然相异(Prensky,2001)。逻辑上来说，年轻一代企业家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更强，因此其对互联网的认知也更高，在推动企业新兴“互联网+”战略更积极。据此，我们认为：

假设4：企业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是企业家世代与新兴“互联网+”战略之间的中介变量。

图1：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进行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管理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发布平台为该调查数据正式授权发布渠道。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高质量的产出(陈光金 等,2018)。2016年的第12轮调查使用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私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了严格的目录抽样，在代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优度。在实际执行层面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本次调查的时间点是2016年3月到4月。经过数据清理，我们获得有效样本量为6129个。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企业“互联网+”战略

将企业互联网战略划分为新兴“互联网+”战略与成熟“互联网+”战略两种。具体来说：将（1）开设网店，（2）建立微博、微信公众号，（3）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这三个行为加总构成企业新兴“互联网+”战略，将（1）建立企业网站，（2）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3）聘用人才，（4）与互联网企业合作这四种行为加总构成企业成熟“互联网+”战略。

2、自变量：企业家世代

对于企业家世代划分，官方和学界都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我们参照有关权威机构的划分方式(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2017)，将年龄小于等于45岁的企业家划分为年轻一代企业家，大于45岁的划分为年长一代企业家。本调查开展的年份为2016年，因此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均为“70后”及更年轻的世代。

3、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企业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根据企业家获取信息来源的渠道（详见表1），选择互联网方式越多意味着企业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越深。

海外经历，基于现有经验研究(代昀昊、孔东民,2017; 柳光强、孔高文,2018)，我们将企业家在外接受教育或工作的经历定义为企业家拥有海外经历，否则无海外经历。

4、控制变量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战略企业的战略实施与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企业本身的特点、企业家特质相关(吉峰、牟宇鹏,2016)；互联网鸿沟实际上是个体和结构性因素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叠加的一个结果(赵联飞,2015)。因此，本研究纳入：（1）企业本身特征的变量，包括：企业年数、企业规模（雇佣员工）、所在产业；（2）企业外部环境变量，即企业所处省份的“互联网+”指数 的得分；（3）企业家特征变量，即包括企业家教育程度。

本文所采用变量及其操作化的具体问题（即问卷中的原始问题）和设计方法见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企业家的不同世代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由于企业“互联网+”战略行为是非负整数，因此我们采用泊松回归，将企业家世代（cohort）、企业生命周期(firmage)、企业规模(scale)、行业(industral)、分省“互联网+”指数（index）、教育程度（edu）、海外经历（ove-exp）纳入模型，分别对企业两种互联网战略（net）进行回归，ε是随机误差项，建立使用的泊松回归模型如下：

在检验海外经历（ove-exp）的调节效应时，我们将企业家世代（cohort）与海外经历（ove-exp）相乘生成交互项（interaction）纳入模型，模型如下：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将借鉴温忠麟等人(温忠麟 等,2004; 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进行检验，探索企业家互联网意识是否为企业家世代与新兴“互联网+”战略的中介变量。

在以上方程组中，net1是企业实施新兴“互联网+”战略的强度，ε是随机误差项。第一步对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企业家的世代（自变量）对因变量新兴“互联网+”战略强度的效应。第二步对模型（2）进行回归，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是否显著。第三步对模型（3）进行回归，同时引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与模型（1）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如果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有所下降，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四、数据分析及发现

（一）描述性分析与初步统计推论

由表3数据可以得知，在新兴“互联网+”战略实施上，年轻一代企业家的均值为0.57，高于全样本和年长一代的均值。同时，对年长一代企业家与年轻一代企业家在新兴“互联网+”战略使用均值的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年轻一代企业家与年长一代在成熟“互联网+”战略实施上存在显著差异，年轻一代企业家在新兴“互联网+”实施强度要高于年长一代，这与本文假设1一致。在成熟“互联网+”战略实施上，年长一代企业家的均值为1.52，高于全样本和年轻一代，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不同世代企业家在成熟“互联网+”战略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年长一代要高于年轻一代，这虽然与本文假设2矛盾，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年长一代企业家的企业经营时间较长。在纳入企业规模和企业年数等因素之后（可详见表4），不同世代企业家在成熟“互联网+”战略上就不存在差异。

（二）多变量分析

企业行为会受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研究企业家的不同世代对企业“互联网+”战略实施的净影响，多因素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基于全文的写作框架，表4的模型是加入企业家本身特征以及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分别对于新兴“互联网+”战略及成熟“互联网+”战略进行泊松回归。模型1表明，仅仅放入企业生命周期变量后，年长一代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年轻一代企业家在新兴“互联网+”战略实施上优于年长一代企业家。在模型2纳入剩余所有控制变量后，年轻一代企业家在新兴互联网行为实施上优于年长一代企业家，且统计显著。

模型3表明，在仅控制企业生命周期的情况下，相比年轻一代企业家，年长一代企业家系数为负，不再显著，但是企业生命周期系数显著为正；在模型4中，加入其它企业家个人特征与企业特征变量之后，企业家世代变量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企业家世代在企业成熟“互联网+”战略实施没有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成熟“互联网+”战略上，企业家不同世代并不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据此，结合前文的描述性统计，我们有理由接受本文假设1与假设2，即年轻一代企业家对新兴“互联网+”战略实施有更高的强度；年轻一代企业家和年长一代企业家在成熟“互联网+”战略实施上没有差异。

企业的互联网行为，无论新兴“互联网+”战略还是成熟“互联网+”战略都与企业的规模和企业家学历等因素密切相关。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与海外经历都对企业的互联网+战略实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强度越强。模型2还表明，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都显著提高了企业新兴“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同时企业所处外部互联网环境也显著提升了新兴“互联网+”战略的实施。而对成熟“互联网+”战略来说，省“互联网+”指数没有显著影响。

（三）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对海外经历的调节效应检验，见模型5。本研究采用生成交互项的方式进行检验，即将企业家世代与海外经历相乘，生成交互项(海外经历×年长一代)，将交互项纳入模型，发现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即认为对于年长一代企业家来说，企业家拥有海外经历会增加企业新兴“互联网+”战略实施的强度。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假设3，即拥有海外经历会促进年长一代企业家新兴“互联网+”战略的实施。

我们将企业家的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作为一种中介机制，用来解释年轻一代企业家为什么在新兴“互联网+”战略上具有更好的表现。模型6、模型7、模型8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6是对世代差异的检验。模型表明，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之后，年长一代企业家与年轻一代企业家相比，实施新兴“互联网+”战略的强度更低，回归系数为-0.178且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p<0.001）。模型7表明，与年轻一代企业家相比，年长一代企业家的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平均低0.224，且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p<0.001）。这说明与年长一代企业家相比，年轻一代企业家对互联网媒体有更强的使用强度。模型8，将企业家世代、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发现，企业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即表明企业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对企业新兴“互联网+”战略的实施有正向影响。模型8中的企业家世代的系数低于模型6中的系数，由0.184下降到0.132，说明互联网媒体的使用程度在年轻一代企业家增强新兴“互联网+”战略实施强度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索系数差异是否显著，我们采用KHB分解法检验自变量系数变化。由于本文采用模型为poisson模型，因此无法使用Sobel-Goodman方法。通过KHB分解法结果发现（见表6），在没有中介变量的简约模型中，年长一代的系数为为-0.188（0.038），在纳入中介变量的全模型中，年长一代的系数为-0.132（0.038），系数差异为-0.056，差异显著。综上所述，所有分析支持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是企业家世代与新兴“互联网+”战略之间的中介变量。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假设4，企业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是不同世代企业家与新兴“互联网+”战略之间的中介变量。

 

（四）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分析的方法有多种。一种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如用广义最小二乘（GLS）估计量用于纠正OSL误差中的异方差(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5)。第二种方法是用近似的指标代替变量，或者改变指标的定义以检测模型结果的稳定性，第三种是将样本分组回归对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的方法(夏立军、陈信元,2007)。本文采用稳健性检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同时通过对变量的不同定义和分类方法，找出变量之间的差别和对结果的不同影响。

本文通过对自变量进行不同的分组，即采取每10年划分一组的方式，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定性。表7中2个模型分别是对两种不同的互联网+战略进行回归。可以发现对新兴“互联网+”战略来说，年龄分组对新兴“互联网+”战略的影响为负，且显著。成熟“互联网+”战略中，年龄分组仍然不显著。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主要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改变。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不同世代企业家在企业经营中“互联网+”战略实施的差别。研究发现，企业家世代与互联网+战略的关系假设、企业家互联网媒体强调的中介效应假设、海外经历调节效应假设均得到数据的验证与支持，主要结论可以归结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成熟“互联网+”战略上，不同世代之间不存在差别，在新兴“互联网+”战略上，年轻一代企业家更倾向在经营企业中使用。从经验层面上来说，这个发现印证了：一方面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企业建立网站、利用互联网投放广告以及招聘人才的现象越来越娴熟，“互联网+”已经超越了“世代”这个界限，得到了普遍地运用；另一方面，更新的“互联网+”战略，比如开设网店、建立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利用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等，在不同世代的企业家表现存在一定差异，“互联网+”战略在“世代”之间依然存在一个鸿沟。这个发现有助于我们从“类型学”的角度来非线性地看待企业家的世代与企业的“互联网+”战略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全面和准确认识当前企业的“互联网+”状况提供基础。

第二，企业家互联网媒体的使用强度是不同世代企业家与新兴“互联网”+战略的中介变量。不同世代的企业家，其宏观历史情境、社会化过程、教育机会、生长环境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对于互联网的认识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互联网媒体使用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互联网鸿沟主要体现在（硬件）接入、技能和应用三个主要层面(赵联飞,2015)。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在互联网应用上的差异，可能是企业家在互联网技能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而弥合这道鸿沟，可能也恰恰需要从全方位地提高互联网的使用技能入手。

第三，海外经历是重要的调节变量。对于年长一代企业家来说，拥有海外经历，会促使其加大实施新兴“互联网+”战略。年长一代企业家去国外，学习经历国外较为前沿的互联网经验，对新兴“互联网+”战略认识程度与那些没有海外经验的年长一代相比，将更加倾向在企业经营中使用新兴“互联网+”战略。年长一代企业家互联网意识虽然不如年轻一代，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依靠去海外接触企业互联网使用经验，使得他们在新一轮互联网浪潮中不被时代所抛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激励下，为国家的发展、为企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尤其是掌握了更多科技力量和技能的年轻一代企业家，被寄予了创业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化的厚望。我们的这个研究，与管理学的路径不同，从社会学的“世代研究”的传统出发，突出强调了人/企业家作为“能动者”的作用。本研究发现不同世代企业家在新兴“互联网+”战略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由于年轻一代企业家拥有更加强烈的互联网媒体使用的技能和意识；但是，对于年长一代企业家说，如果拥有海外经历也会促使其在企业经营中增加新兴“互联网+”战略的使用。作为政策抓手，弥合企业在“互联网+”战略上的鸿沟，也许需要的不仅仅是投资互联网硬件，而且更需要在使用互联网的人力资源上下功夫。当然，在本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于不同世代企业家在新兴“互联网+”战略存在差异的原因探索不足，企业家互联网意识是其中一个因素，根据模型可以得出，还存在其它中介因素。第二，虽然有研究证明，企业经营中，互联网使用会增加企业绩效，但是该研究并未区分是何种互联网行为，新兴“互联网+”战略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绩效？需要接下来的研究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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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