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听到一种说法，搞政策研究的，不必太关注理论研究。笔者所从事的领域是经济学及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在其他学科和政策领域，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无法妄下结论。但是在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有害无益的。

　　先从经济理论研究说起。经济理论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证经济学，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另一类则是规范经济学，所关注的论题是，什么样的情形是好的，什么样的情形不好。举例来说，实证经济学会研究这项或者那项政策将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到什么程度，规范经济学则讨论多么大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

　　经济学家自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指的是实证经济学而非规范经济学。这是因为，实证经济学依据现实观察归纳出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有可能被客观的经验事实所证伪；而规范经济学的判断，从来都是主观的，是无法被证伪的。

　　经济学家认知能力有限，因而实证经济学知识体系也只能点点滴滴积累。积累过程是这样的：观察现实，然后加以抽象，想像在甲乙丙丁等因素固定不变的前提下，戊因素与己因素是否存在关系？如果存在，是正向还是反向的关系？如果有可能，对两者的关系加以定量刻画则更好。如果这样抽象出来的因果逻辑假说和所有已知的经验现象相容，则该假说没有被证伪，就可以被认为是一项好的实证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可以被暂时纳入实证经济学知识体系。

　　在积累点滴知识过程中，假定甲乙丙丁等因素固定不变，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确实不变，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因素都在变化。

　　接下来，就可以说说经济理论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关系了。笔者从同学王勇撰写的贝克尔80岁生日庆祝会的回忆文章中，看到了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在会上对两者关系的概括。萨默斯理论研究做得好，获得过美国克拉克经济学奖，那是授予40岁以下杰出青年经济学家的，获得该奖项的经济学家不少在日后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直接参与了美国和国际组织的公共政策制定，曾担任美国副财长和财长，处理过墨西哥金融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担任美国国家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对理论与政策研究，都有很深的感悟，他的概括应该说非常到位。笔者对他的一些概括深有同感，也有进一步的看法。

　　萨默斯分析了政策研究不同于理论研究的特点。第一，政策研究的课题，是指定的，不管政策研究者是否情愿，都得承担。而理论研究者则可以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第二，政策研究有很紧急的时间要求，容不得慢慢琢磨。而理论研究则可以从容地进行，今日推，明日敲，后天在会上跟同行讨论，哪天想明白了，才把文章投稿给杂志社。第三，提出政策建议时，研究者不能像积累点滴实证经济学知识时那样，告诉决策者：“假定甲乙丙丁等因素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戊会如何影响己。”这就要求研究者把所有因素是否可能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增还是减、各种因素相互之间如何作用，都得纳入考虑。对于上述第三条，笔者深有同感。而前两条，也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还想补充第四条。政策研究者绝不能仅仅考虑实证经济学知识，还必须对社会上关于相关问题的规范经济学方面的各种看法，也纳入考虑，并加以拿捏，才能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这么说来，岂不是要求政策研究者都得是超人？需要掌握的实证经济学知识太多了，需要了解的社会各方对各种问题的规范经济学主张太多了。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对经济领域公共政策研究者的要求，如果其不比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研究者高，至少不比后者低。

　　可是，经济学界却有一种说法，认为一流的经济学毕业生应该到高校，二三流的毕业生才到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做经济学家。何出此言？

　　笔者的看法是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固然需要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但各种影响因素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倘若实证经济学研究能识别出主要的影响因素，则公共政策设计就可以事半功倍，举重若轻。所以，这种说法所透露的信息是，高校经济学教授相信他们比政策研究者更有把握识别主要因素、抓住主要矛盾；而不是说这些教授们忽视政策研究的难度。

　　说了这么多，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理论研究的基础越好，提出好政策建议的可能性才越高，虽然未必一定能提出。但是，倘若没有好的理论研究基础，则一定提不出好的公共政策建议。那能“蒙”出好的公共政策建议吗？也许吧。不过，概率极小。

　　看来，公共政策研究者必须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如何提高？请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老老实实做实证研究。实证经济学是经验科学，政策研究者能够更加直接、近距离而持续地观察现实，这或许是取得一流理论成果的近水楼台。如果没时间、没兴趣做这样的研究，有捷径吗？那么，请阅读一流的学术期刊吧，编辑们和同行们的严格评审，已经保证所发表文献的质量均值较高、方差较小。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刘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