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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

作 者:刘海霞       来 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既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形成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基础。2008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球治理机制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这一新形势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指导构建国际新秩序显得尤为必要。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形成与当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被视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大时代的划分。列宁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理论,并对大时代和小时代加以区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同1957年《莫斯科宣言》对时代的界定,即“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同“新帝国时代”、“霸权后时代”、“后冷战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信息时代”等基于国际政治、经济、科技视角的时代观有着本质区别,其要旨是揭示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 

  时代主题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共同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而后尽管我们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一直延续了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基本判断。只有清醒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正确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化,既看到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又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才能树立科学的时代观,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观。 

  多极力量重塑世界格局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世界权力格局被打破,多个发展中心逐渐形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综合实力下降,全球战略日益内敛、军事政策不断调整,美国能为盟国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大大削弱,虽然仍可以被称为“一超”,但已经无法再执世界之牛耳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甚至认为,世界即将进入一个“零国集团”的时代。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杨洁篪在墨西哥答记者问时指出,“多极化进程不仅是指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包括亚非拉等地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力量的不断增强。” 

  其次,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2014年10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载的经济综述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七国集团”的GDP超越了原有的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世界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分配。 

  再次,大国关系与地区热点相互渗透,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安全形势更为复杂。亚太地区的再平衡问题、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难民危机、利比亚问题、阿富汗重建问题、“伊斯兰国”问题等,由于大国的介入和重新搅动,地区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同时,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和平与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大,全球安全治理机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新问题的出现。 

  最后,世界权力的转移与分散加速国际秩序失范,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金融危机爆发后,现有国际机制应对乏力,表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缺失,全球治理单靠发达国家已经是孤掌难鸣,而建立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条件。亚投行的成立就可视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补充和完善,这种调整改革,正如习近平2015年9月访美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的,“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  

 

  中国理念推动国际新秩序 

  在这新旧秩序交替之际,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大国都在宣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悲剧论”更是认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西方发达国家无视现阶段国际秩序的调整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发生,并沿袭以往战争和大国冲突可充当国际体系变迁重要动力的惯用思维,提出“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等不实论调,其实质仍然是试图维持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的很多新理念,奠定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一是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实力有所下降,但它们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构成的结构性权力在短期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抗衡的,它们自然也不会自动出让全球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被称为“经济北约”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美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可看作美欧日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标志,前者甚至被认为是“美国和欧盟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两项协定的实施将大大增加发展中国家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难度。若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重新调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像德国席勒研究所(Schiller Institute)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所概括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赢战略不仅让每一个参与国从经济上受益,而且是唯一能够超越地缘政治思考的方式。” 

  二是以“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在一系列国际行动中体现了其新的担当:首先,致力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学者指出,其深远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亚非大陆一举从某种附属边缘位置解放出来,使其重新焕发为繁荣和平的新中心地带成为可能,这或将重塑全球新秩序”。其次,在南南合作中强调打造“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和“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方针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建立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搭建亚信会议、金砖国家峰会等平台,都为推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作出了巨大贡献。再次,在南北关系中强调建立“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全新的合作模式,成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钥匙。2014年1月,在接受美国《世界邮报》专访时,习近平明确指出,“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以开创性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的典范。 

  三是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面对整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复杂国际安全局势,美日欧依然希望借助军事同盟来解决地区冲突,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安全局势的脆弱性。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第51次年会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就质疑,“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究竟应归因于既有秩序被新崛起力量打破,还是美国扮演的领导角色走向失败?”少数发达国家依靠军事同盟垄断国际安全事务的治理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了。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对此明确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当今世界处在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各种力量相互依存又彼此较量,相互抗衡又竞争合作,使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一定要看到,时代的发展方向和潮流不会改变,就像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的:“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