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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
【关 键 词】东亚秩序/区域研究/历史经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引言
近年来东亚地区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和被关注度持续上升。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世界中心由西欧向东亚转移已成为本世纪的大势所趋，①而人们对于全球霸权体系的关注也将逐渐转向地区权势的转移上。中国作为导致世界中心和地区权势转移的核心变量，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被动适应时代进程。随着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变化，国内学界的哲学视角、理论关切点和命题方向需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求相匹配。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面对时代转型和变迁应当做出的回应和调整，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作为相关性最强的学科领域更是责无旁贷。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国际秩序可能形成怎样的冲击，我们如何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去诠释和应对正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难题？理论创新的灵感和成果往往源于时代的变迁和新需求的产生，对于“三大主义”浪潮过后多少陷入集体迷茫和失语状态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而言，中国和东亚话题备受瞩目，不啻为一个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这首先需要我们深入探析中国与其传统文化和地缘政治依托的东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并透过地区关系视角进一步诠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其实，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东亚秩序研究的重要性，陆续推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开始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这些研究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希望突破理论创新瓶颈的尝试。迄今相关研究已大致达成以下两点共识：其一，西方学界的关注议题和分析视角往往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和价值偏好，我们的研究要尽力保持自主性，避免落入其窠臼；其二，建立在近代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体系和研究框架在解释东亚及中国问题时存在明显缺陷。②这些共识增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立足于中国本位进行思考的主动性。一方面，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不再盲目追随西方学界的目光而游离，开始更多地关怀和思考中国真正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理论见解不再满足于忠实阐述和追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既有成果，力图通过挖掘中国和东亚自身历史以实现本土创新。本文拟通过系统梳理、总结和评析中国学者在东亚秩序研究领域的最新议题和理论思考，展现该领域前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揭示东亚秩序在哲学层次和理论创新层面为何值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充分关注，亦即其时代性和学理性价值之所在。换言之，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使国际关系学界同仁了解并重视国内东亚秩序前沿研究在理论创新上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共同探寻该领域研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一、区域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东亚秩序研究的时代需求
某一学科在一个时代的兴衰，及其所涉命题的受关注程度，往往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需求紧密相连。二战结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国际秩序”的讨论经久不衰，世界秩序的构建、演进和交替，③国际秩序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话题。④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主导者，而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又主要掌握在美国的学术机构手中。与此同时，作为全球霸主，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弱化非美国主导的“区域化”的发展势头，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为“全球化”多少意味着美国与每一个国家之间形成双边互动关系，而区域主义的发展则可能导致一些地区以共同体作为行动单位与美国发生联系，并在博弈中拥有更多议价能力。尽管“门罗主义”曾被视为“区域主义”实践的先驱，但美国在成为全球霸主之后，对“亚太”和“泛太平洋”区域概念的强调成为其反区域化的态度仅有的例外。这多少体现了美国在地缘上冲淡“东亚”这一自然演化的地理边界及文化概念，并将东亚地区问题“美国化”和“国际化”的尝试。其背后的主要战略意图之一是使美国拥有合法主导东亚事务的地缘身份，有效阻止该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和既有国际秩序之力量的可能性。
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世界秩序和霸权稳定性所投入的热忱相比，现代欧洲学者无论在传统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更为关注地区秩序研究。因为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区域概念比全球概念更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提出“大空间秩序”(Grossraum Order)理论，这一概念被视为区域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当时欧洲相对于美国已然失去主导世界的能力，在一个封闭的欧洲大陆空间里谋求主导者地位遂成为德国的主要政治目标。施米特以“门罗主义”作为现实原型和理论依托，倡议德国在欧洲构建一个具有浓厚帝国色彩的“大空间秩序”。⑤施米特笔下的“大空间秩序”是一个在具有承载性超级大国(Reich，该词通常也被译为“帝国”)的政治理念辐射和军事保护下，排除外空间势力干涉的区域概念。其中，Reich作为“大空间秩序”的核心，是区域内国际法的主体。“大空间”的组织秩序具有等级性：Reich在法律上有自主权力干预大空间及其所属主权国家的事务。在施米特的描述下，未来世界最终将演进成为一个以区域秩序为基本单位而相互联系的国际生态。
施米特等德国思想家在哲学层面开始思考区域主义问题时，德国以外的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虽然并不赞同和支持德国在欧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但同样认识到欧洲区域化的必要性。它们更倾向于成员国共同构建一个具有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特征的欧洲区域共同体，使欧洲地区的秩序得以稳定。⑥相对于施米特以“政治敌对性”为目标而划分的区域共同体构想，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设想的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更多依赖于区域内经济和法律关系的转型和内生演化。⑦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科耶夫原本为法国利益所设计的“新拉丁帝国”角色逐渐发展为后来的欧盟——这一由平等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区域共同体组织。欧盟承担着维护欧洲地区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领域公共秩序的职责，其权威性由相互平等的各欧洲主权国家以“社会契约”的理念和方式共同赋予，其主要功能和运作方向则随着区域内部和外部具体环境的变化而自行调整。⑧
此后，欧洲学界一直热衷于地区秩序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第一次“区域主义”研究浪潮在欧洲产生。⑨厄恩斯特·哈斯、林析格等学者就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和演进、区域内协商如何达成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由此判断欧洲的经济整合终将导致政治整合。⑩80年代，在欧洲区域合作的实践浪潮中，“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新区域主义”在解释区域合作的产生和演进之时，特别将社会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中的全球社会理论(11)相结合，同时借鉴了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的元素，融入了发展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内容。(12)20世纪末，巴里·布赞呼吁，欧盟作为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应成为英国学派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13)随着“英国学派”研究力量的加入，欧洲地区秩序研究显示出更为深厚的历史经验根基。
区域主义哲学理念的产生和争论，以及地区秩序研究的兴衰，无一不是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其驱动力在于区域概念对于地区国家的现实价值。由于中国崛起，东亚地区秩序的模式选择，以及在未来东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然而，中国以自身为视角的地区秩序观念一直未曾成型。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并非其区域秩序观的延伸和扩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跃升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与自身经济利益密切关联的全球性问题上，对于“东亚”区域概念和地区秩序问题的关注相对不足。近十年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被关注程度不断提升。然而，与美国力量在这一地区发挥的主动性相比，中国对于东亚秩序的影响力主要以自发扩展的被动方式体现。这种自发性和被动性，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逐渐不能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变迁。从世界视角出发对于东亚地区秩序的关注和在学理上的解释，既是应对周边形势变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崛起中的中国在中长期不得不正视的时代主题。对于东亚秩序和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深层次的探寻，不但需要在现实中发现问题，更需要在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寻求灵感和答案。
在地区秩序的历史追溯和理论构建中，以欧洲为蓝本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一方面，地区秩序研究所依赖的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及概念，如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大多源自欧洲地区国际关系史的经验；与此同时，对于区域共同体、区域合作等重要地区议题的讨论也主要是以欧洲作为案例模本。与之相比，东亚地区的历史和力量结构具有怎样的特殊性，有效的东亚秩序能否建立、如何建立和持续，对于这些重要命题的讨论存在很大的理论需求缺口。从学术创新角度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向前推进，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和努力方向。在“三大主义”范式研究套路陷入理论创新的瓶颈之后，(14)前些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特别加强了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特别是对先秦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5)但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和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研究明显不足。对于东亚历史经验的挖掘不够深入，理论分析尚不充分，以致这一研究领域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富矿”，理论创新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二、东亚秩序研究的进展与议题
作为跨学科命题，近年来东亚秩序研究引起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试图围绕历史上东亚秩序的理念和实践、东亚秩序的现状、未来模式和发展方向进行讨论。其中，除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工具的运用，东亚秩序研究还广泛涉及哲学、文化、历史学等多重视角和方法。尽管这些研究总体而言尚未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彼此之间的碰撞和交锋还不够激烈，但其已然提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题，为该领域的研究开启了思想方向，并且引入了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
(一)东亚秩序研究的跨学科对话
国内不少人文学者先于国际关系学界关注并思考与东亚秩序研究密切相关的命题，他们透过哲学和思想文化视角，以中国为本位来解构或思考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秩序。与国际关系学界对东亚秩序的关注层面相比，这些研究更多从东方的文化、世界秩序观和制度的哲学本源视角俯视古代中国影响力所辐射的地区关系。其代表性学者是汪晖和赵汀阳，他们的思路和观点同时引起了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兴趣，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汪晖追溯了“亚洲”这一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承担的政治内涵，并从历史视角反思了这一概念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多重运用，及其内涵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转换。它以历史研究中的亚洲、东洋及其朝贡体系等特殊遗产为中心，重新审视和理解了亚洲问题的必要性。这种哲学探讨立足于本土和亚洲，力图超越近代海洋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的范畴和“民族—国家”及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16)
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同样强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秩序与西方国际关系在分析起点上的差异。“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为出发点，他重新思考了东方世界秩序的合理性。他认为，在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中，“天下”被视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完整的政治单位和分析框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单位则是从个人到共同体，最后止步于国家，从未有“世界”的理念。在西方国际政治的概念体系里，无论城邦、帝国还是民族或国家，“国”便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世界”只是个地理空间概念。(17)这些哲学和文化范畴的思考，揭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相对于西方世界秩序在精神上的独特性，有助于拓宽和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
对东亚秩序的传统历史学研究近年来也有所进展。相对于经济史、政治史等史学门类，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明显薄弱。一手历史资料阅读积累方面的困难和二手历史文献成果的不足，加大了相关研究的难度。然而，随着中国崛起对于历史经验研究需求的上升，更多历史学者开始投入古代中国外交与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万明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和朝贡体系的探讨，是传统中国历史学思考古代中国外交和地区秩序问题的代表性研究。她整理了大量明代对外交往中产生的一手历史资料——外交诏令文书，(18)并在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突破传统史学的视角去探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现实和朝贡体系的理论缺陷。(19)李庆新从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视角重新研究并解读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者运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与历史学界传统观点颇为不同的结论，即郑和下西洋的重点不在于全方位发展帝国与东亚诸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而是将其作为“怀柔远人”、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新秩序的一种外交手段。(20)这些研究不但为东亚秩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和线索，而且促进了传统史学与国际关系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
(二)对古代东亚秩序的反思及一般性启示
国内关于东亚秩序相关命题的讨论，更多还是集中于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古代东亚国际关系这一有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其理论价值一是透过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对西方国际关系经典范式提出质疑和反思；二是试图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经验中提炼一般性的国际关系模型，对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及其外交行为模式做出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从方法论的宏观层面，张锋探讨了如何从本土观点出发来考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自费正清确立“朝贡体系”这一概念(21)以来，朝贡体系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经典范式。张锋则尝试挑战这一传统范式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他将明朝初期这一朝贡体系影响的强盛期作为案例，批判了朝贡体系理论中“华夏中心”论的假定及其对东亚现实国际关系的诠释能力。他认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应超越西方语境中“朝贡体系”范式的束缚，建立更为完善和有效的理论框架。这一研究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对西方朝贡体系研究的权威文献进行了批判性评析，澄清了东亚秩序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丰富了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主题和视角。尽管以“破”为主，但“立”在其中，作者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有待检验的分析框架，即通过合法性动机和安全动机两个层次，对帝国话语叙述的稳定性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性分别予以解释。(22)这一尝试对于古代东亚秩序研究的创新具有学理性价值。
周方银则力图从利益博弈、双边关系的策略互动等角度出发，通过对广义朝贡体制(即古代东亚秩序)的均衡性及稳定性进行分析，建立等级秩序的一般性模型。他认为，朝贡体制的持续及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策略互动的结果。这种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体制，通过东亚地区行为体之间的策略互动不断再生，并凝结为具体的规则、机制和对外政策。这一研究不但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化解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理论适用难题。该文的核心模型旨在说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怀柔与臣服”这一经典意义上的朝贡关系策略博弈均衡，并不总是稳定和能够自我实施的。从演化的观点看，怀柔战略具有如下自我败坏的特征：在中国固守怀柔政策并使对方形成预期的情况下，周边邻国常常有打破朝贡均衡、通过对中国进行骚扰以获取超额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这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放弃怀柔政策，对周边邻国的骚扰进行征伐。(23)这一东亚国际秩序模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上升为描述大国与周边小国互动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较之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平等主权的国家间关系状态，这一建立在具有某种等级秩序性质的国际关系形态上的分析框架，在现实中或许更为贴近东亚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交往状态和行为互动模式。
孟维瞻的研究挑战了江忆恩在国内学界颇有影响力的观点(24)，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统一性规范”的视角解读古代东亚中国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他指出，江忆恩强调中国进攻性的战略文化仅仅在分裂格局中才具有一贯性，而不能体现古代中国与大多数周边政权关系的常态。将自然建构主义引入对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中，他认为导致其关系样式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间规范的变化。在分裂格局中，各政权都认为自己具有唯一合法性或正统性，而拒不承认其他并存政权的合法权利，因此表现为严重的敌对、冲突，甚至战争状态。但这与存在于古代中国与绝大多数周边政权关系中的朝贡规范或儒家礼治规范大不相同，并非古代东亚秩序的主流形态。作者选择宋、明两朝的历史案例验证了“统一性规范”的管制性和建构性效用。这一历史经验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周边战略逻辑，也为当代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和理论依据。(25)
(三)关于东亚秩序性质的讨论
在关于东亚秩序的现实问题研究中，东亚秩序的定性问题备受关注。比较主流的观点将东亚秩序看做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的集合。祁怀高提出了这两种体系兼容并存的东亚“制度嵌套交叠模式”。他认为，该模式建立在两种体系之一方都无法取代另一方的基础上，是中美两国在东亚采取制度制衡策略的结果。(26)
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两大体系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东亚地区继续兼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亚太合作机制方面的努力，是否最终会取代东亚目前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届时，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博弈又将呈现何种形态？孙学峰和黄宇兴更倾向于将东亚秩序视为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关系对东亚秩序的走向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实力正在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规则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他们认为，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在于，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是否能够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27)刘丰揭示了东亚秩序的存在基础和环境变化对其稳定性的冲击。他指出，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在于，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构建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28)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多数研究立基于东亚秩序为“自主”型秩序的判断，其前提是将东亚地区的国家当做平等主权行为体看待，默认其有能力依据需求在中美两国之间进行选择。孙学峰对这一分析前提提出了质疑。他对地区秩序的类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依据是否存在单一力量中心和地区规则的认同程度，将地区秩序分为霸权、朝贡、均势、共同体四种理想的类型，(29)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解释了实质上的等级体系和无政府状态下的平等主权体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地区秩序的存在状态。进而，孙学峰将当前东亚秩序视为“准无政府体系”，即兼具国家间无政府体系与等级体系特征的混合体系。具体来说，他认为东亚体系内存在三种类型国家：中国、朝鲜等自助型国家；安全供给国——美国；放弃了军事自助、依赖于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准无政府体系有别于代表平等主权国家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者属于自助型国际体系，体系内国家在安全防御方面能够自立，因此可以相对独立、灵活地根据自身利益诉求与大国建立或调整联盟关系。(30)作者的后续研究更富有挑战性：由于准无政府体系的存在，其制衡行为可能导致地区力量天平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东亚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上述分析不但对建立在均势目标基础上的传统联盟制衡理论提出质疑，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在现实中具有等级性质、或者至少具有部分等级性质的东亚国际关系形态。
周方银在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释了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松散的等级制，其运转逻辑在重视权威的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发现，当体系内合法性与领导实力分属不同的国家行为体时，可能会出现一种松散的等级秩序。当体系内原主导国家的实力不可逆转地衰落以致不具备主导能力时，它可能会利用其国际社会合法性与新兴崛起国家进行利益交换，其结果对新兴国家而言可能形成一套与松散等级制相应的有效崛起策略。春秋时期大诸侯国采取的“尊王攘夷”行为，正是其借助周天子的国际合法性进行争霸的有效策略选择。(31)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强调了国际体系形态的多样性。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基于平等主权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一直被视为唯一重要的国际体系形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讨论的国家行为几乎都被框定在这一形态的前提之下。而松散等级秩序不但可以作为无政府体系的补充，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大卫·莱克等学者提出的等级制的内涵。(32)第二，展示了不同体系形态下大国的争霸战略所呈现的不同方式和效率，强调了其崛起战略目标的差异性。这意味着，现代国际关系所描述的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竞争逻辑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具有解释效力，它对于其他体系而言可能并非有效的崛起战略。第三，揭示了不同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权力转移有效方式的多样性。在松散的等级体系下，存在一种体系内权力转移和成功崛起的可能性。在讨论中，“尊王攘夷”模型被一些学者引申到对未来中美关系和中国周边崛起战略的思考中。作为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之外的大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与美国斗而胜之但不与之彻底决裂，甚至借助其国际合法性增加自身的地区影响力，上述研究成果或许在策略层面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视角。
(四)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中的适用及其局限
前些年，随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中国实力的上升，不少国内学者将传统的区域主义理论及观念移植到东亚合作领域的研究中。(33)其代表性观点认为，东亚经济整合为以区域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转型提供了物质条件，这种转型符合区域内各国的利益，崛起中的中国将在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应以区域主义为基础制定其地区政策。(34)然而，近年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利益共赢并未驱动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和深化，东亚合作逐渐陷入僵局。这一现象引发的思考在于，鉴于东亚国际关系和地区秩序的自身结构和性质，传统区域主义的思路在该地区是否行得通？
解答以上问题，首先需要对不同类型区域主义形成和扩展的根源做深入的比较分析，一方面引入时间维度，将区域主义的演变理解为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长期变迁过程，与此同时在不同区域空间中进行横向透视。高程比较了不同地区秩序形成的历史路径和背后的政治逻辑的差异。其研究结果表明，稳定的地区秩序及区域合作的形成是区域内部长期的历史认知及行为互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公共权力组织形式和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对应着不同的地区秩序形态和区域主义模式。在长期无序竞争和不断重复的历史博弈过程中，欧洲各国逐渐形成了以“社会契约”政治理念维系的合作秩序。这种通过区域各国政治权力平等让渡来构建超主权国家共同体，并使该共同体成为具有合法性的公共权力中心和公共产品供给者的契约型合作秩序，在东亚难以形成和复制。与契约合作秩序相比，美国在政治观念与历史行为的互动中建立了美洲类帝国合作秩序。这种建立在非对称依赖基础上，主要由获得区域公共权力中心和公共产品供给者身份的地区主导国家构建的等级合作秩序，在东亚地区存在一定相似的基础条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作者还发现，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足导致东亚地区历史上形成不同于欧洲和美洲的“无合作秩序”形态，其特点是该地区关系总体和谐，但缺乏形成区域主义和内生合作的基础。东亚秩序向何种路径演化，以及演化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区域主义”基础，取决于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动态变化趋势。(35)王传兴对三大地区的比较分析显示，区域主义的深化受制于区域内部及外部安全环境。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环境总体而言与区域主义的发展正相关，这推动了二战后欧洲地区合作的形成和强化。相比之下，东亚区域主义与北美相似，其内部和外部安全环境与区域主义的深化总体呈负相关状态，这不但导致东亚合作长期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每当区域主义试图深化时，都会遭遇区域内部安全挑战和区域外部大国安全竞争的制约。(36)
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研究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一认知影响了学者们对于东亚区域主义前景的判断。李巍的研究试图挑战制度供给量与区域主义成就具有正相关性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向东亚调整，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日益上升，“制度过剩”现象也将随之越来越突出，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的标志。(37)周方银从中国、美国和东亚国家的策略互动角度透析了东亚合作陷入僵局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和中美日三方的策略互动使东亚地区形成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特殊二元格局。这一二元格局的存在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并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将地区合作机制和制度安排作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战略工具，以致东亚合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3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反思东亚合作遭遇的现实挑战后，开始对传统区域主义在东亚的命运持悲观和怀疑态度，(39)并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东亚秩序研究需要超越传统区域主义分析框架。
三、东亚秩序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与命题
尽管大部分现实东亚秩序的研究仍未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可喜的迹象：无论是对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挖掘，还是关于东亚秩序性质的争论，抑或对于东亚区域主义去向产生的质疑，都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在重新审视西方国际关系的经验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性。这体现出东亚秩序研究领域最新的发展趋势，即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从忠实追随到开始反思以欧洲为模本的地区秩序研究范式，并尝试走出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思维定式。
在关于地区秩序的学理讨论中，对无政府状态下欧洲秩序的研究甚为成熟，并形成理论体系。如今，尽管系统的替代性解释尚未出现，但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一经典分析框架在东亚地区的解释力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借用这套体系思考东亚地区秩序时不得不面对一些根本性的疑问。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在相当程度上立足于西方，尤其根植于欧洲的历史经验。然而，欧洲的国际关系历史经验是否具有典型性，能否涵盖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国际关系的现实？现实似乎在证明，像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经典的概念和逻辑，无法很好地解释东亚地区国家间复杂的博弈关系。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试图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在东亚地区的历史中寻找吻合的历史实践，来证明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适性。这种单纯以东方经验为西方理论作注的方法能否有所突破？带着这些问题去深入挖掘东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我们可以引出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当代西方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都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平等主权体系为前提进行阐释的，它们未将东亚、美洲等地区的等级结构作为有可能挑战这一前提的特定研究对象加以认真对待。布赞和利特尔指出，这一占支配性地位的视角扭曲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性。它意味着如下偏见：国际社会无政府结构和追求均势行为等假设作为正常条件被植入国际体系；部落、帝国、城邦国家和其他政治形式被彻底边缘化，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唯一概念实体；不同于欧洲文化的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通过这样一个高度干扰对历史进行整体检视的扭曲的透镜来观察世界，其后果是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学科对于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型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40)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分析起点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然而事实上，自三十年战争爆发前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开始，欧洲才真正进入后来国际关系理论所假定的国家间关系的初始状态，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作为特定历史时段和地域出现的特殊现象，这一假说真实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是有限的，作为分析地区关系的基础模型其解释效力存在诸多约束。即便在国家主权拥有合法性的当今世界，北美、东亚等存在“权威—服从”关系的地区的诸多现实困惑依然超越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解释范畴。如果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神话”假说被打破，那么传统国际关系的权力对比、制度化和文化建构等分析框架如何适应并有效解释一个由非平等主权构成的秩序形态？对中国和东亚历史经验的挖掘无疑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而对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又引申出更多的疑问和争论，比如：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等级关系是基于物质优势还是文化权威所赋予的合法性？其性质是现实主义实力对比基础上的“大国—周边小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均衡，抑或一个基于文化认同的东亚国际社会？东亚地区秩序的相对和谐，是因为拥有一套解决地区安全威胁和国家间冲突的制度安排，还是传统安全困境理论原本不适用于这一地区？朝贡体系和东亚秩序是由具有相似属性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集合，还是一个多边的国际社会整体？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主要性质究竟是受霸权的一般性规律，还是文化特殊性的支配？这种支配作用又是如何体现的？总之，这一领域有许多具有创新价值的问题亟待讨论。
如果古代的东亚秩序即朝贡体系被理解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实力对比基础上的“大国—周边小国”等级秩序，其主要优势和威慑力来自中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实力，那么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在中国军事力量或物质实力并不强大的年代，比如宋朝，以中国为依托的东亚国际体系为何仍然起到维持地区秩序的作用？这一反例似乎可以证明，物质实力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非东亚等级秩序的唯一支配因素。张勇进和布赞从文化的角度解构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朝贡体系解释为由多方参与者共同建立的复杂的东亚国际社会秩序。他们认为这一国际社会秩序的形成深受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文明影响，在背后支持其运转的是一套基于相似文化背景、在东亚国家中达成共识、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安排不但指导着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制定，而且有效解决了东亚地区的安全挑战和国家间冲突。(41)然而与此同时，东亚古代的历史案例也显示，在中华帝国与周边实力对比衰微的时期，比如在东晋、南北朝(特别是“五胡乱华”时期)、五代十国，中国与周边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明显的布赞所定义的“权力政治”特征。如果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被视为古代东亚秩序的稳定剂，那么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周边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甚至效仿并没有为实力衰落的中央王朝带来相应的和平，以及与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共存与合作关系？(42)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范式用于解析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东亚秩序，似乎都不尽如人意。
历史上，东亚地区没有陷入同期欧洲的混战局面，在绝大多数时期维持了和平的地区秩序。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东亚秩序稳定性背后的动力机制？东亚历史上是否存在一套由区域内国家共同建立的制度安排，旨在广泛解决国家合作的难题？按照传统地区主义的视角，朝贡体系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边界开放、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多边结构，是东亚诸国在处理冲突、共存与合作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解决安全问题的多边机制。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欧洲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源于对无政府状态下战乱的恐惧，假设古代东亚确实存在一套多边合作机制，那么它背后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建构主义者或许倾向于将这种驱动力解释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现实主义者对此的反驳是，那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状况和程度不同的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往往陷入相似的行为博弈模型中。依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朝贡体系应被理解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集合，它是由中华帝国发明和探索的用于平定周边的防御性霸权机制和策略博弈均衡，博弈双方(即中国和周边国家)完全遵从国家经济理性。(43)不过，用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解释古代东亚秩序时，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权力的天然扩张性等基本假说似乎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作为无政府体系的有效补充，对等级秩序的关注和深度理论挖掘可能成为东亚秩序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在等级秩序下，合法性与实力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来源。在传统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增加合法性的维度去理解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崛起行为，显然丰富了对具有权威主义传统的东亚地区秩序的解释能力。进一步解构合法性和实力之间不同之所属和行使状态与秩序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为精致的模型去解读和预测东亚秩序的前世今生。当权力的有效行使与国际合法性地位集中于某一中心力量时，地区霸权秩序是相对稳定的。而实力与合法性的分离或实力未有效行使都可能导致等级秩序松散化。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探寻等级秩序松散化的根源是中心力量实力的下降，还是缺乏足够的动力去运用实力以维系地区秩序。前者导致的松散等级秩序处于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因为即便新兴国家以衰落的中心力量为尊以确立自身合法性，但作为一种崛起策略，二者的互动通常会以新兴国家取代原有中心力量为结果。反之，后者形成的松散等级秩序可能会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状态。这种情况更类似汉朝以后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等级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高度稳定性。
最后，古代中国和以其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体现的是大国与周边小国等级关系的一般性规律，还是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中独特的霸权模式？它在多大范围内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调整当下和未来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型？等级关系的一般性规律和具有特殊文化属性的东亚国际社会，究竟哪一个因素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支配性和主导作用？这种支配性和主导作用是如何体现的？中国文化权威的特殊作用，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致使古代中国与周边关系的轨道偏离了霸主国与周边小国关系的一般性特征？它在未来东亚秩序的构建中又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国际关系学界都尚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四、立足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实证研究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对东亚秩序的学理讨论，意味着我们在某种意义或层面上将东亚这一地区看做特殊的研究对象，认为其拥有某种特别的学术创新价值，可能对现有理论体系提出挑战或予以补充。事实上，从历史视角比较东西方的宏观讨论由来已久，关于区域文明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哲学争论更拥有悠远的传统。其中一种研究传统认为，东西方文明都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种形式，其运转具有一般性逻辑，或者分处于一个大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比如，黑格尔、斯宾格勒等坚持认为，东西方的差异所体现的是它们在世界历史周期中所处的不同时段和位置。(44)汤因比、布罗代尔等建立了统一的历史框架将东西方的发展纳入其中，认为在长时段中决定不同地区命运的是与地域文明特性无关的结构性因素，或该地区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严峻程度。(45)本世纪在史学界兴起的“加州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主张重新挖掘东方历史，其视野和着眼点也放在与地域特性无关的一般性因素解释上。(46)上述传统的共同特点在于，其研究结论认为决定地域文明差异的变量不存在所谓特殊性。另一种研究传统则相信，东方文明是平行于西方文明的独立体系，二者的行为往往依据和遵循不同的逻辑和路径。无论是魏特夫描述的建立在“东方专制主义”基础上的“治水文明”(47)、萨伊德开辟和阐释的“东方学”(48)，还是亨廷顿宣扬的“文明冲突论”(49)，其分析前提都是基于对文明形态多样性和特殊性的信仰。
国际关系学界在借助历史研究和中西比较讨论本土创新时，既摆脱不了历史哲学讨论的影响，也不应完全回避思考其研究问题和对象在宏观历史哲学背景下的位置。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科也在结合自身的特点和讨论问题的关切视角聚焦自身定位。一方面，在东西方历史的众多差异中，我们需要排除干扰项，找到那些影响东亚地区国家对外行为和国家间关系的特殊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些根植于中国和东亚历史中的特殊变量区分为不同的层次：看它们是否可以融入既有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哪些因素的挖掘能够对现有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予以理论补充和完善；又或者哪些特性的存在突破了传统研究范式，需要组织新的替代性分析框架对东西方地区秩序的差异给予更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同样不可能脱离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而科学方法本身显然超越了地区、国界和政治观念上的分歧，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这一点在理论界大致可以达成共识。
围绕理论本土化和创新意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尝试通过科学的方法建立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体系或思维方式。建立“中国学派”的想法、呼声和质疑也持续了多年。(50)尽管所谓“中国学派”的概念和内涵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内部尚未达成基本共识，但其精神实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其一是借鉴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去构建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其二是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其三是从西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在中国思想史中寻找经验支持，以证明中西国际关系思想的殊途同归。
将西方现有的国际关系范式、理论和概念视为先验的出发点，进而在中国思想史和历史实践中寻找依据和佐证，这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特定阶段发挥了创新价值，但无法令中国学派的研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着眼于以批判西方理论和构建本土理论为目标而寻找依据，其结果又往往难以实现案例与理论的有效融合。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首先是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在东亚国际关系的行为和结构中寻求独特性或一般性规律，并以此为立足点审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和概念体系在适用条件、解释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说，并运用丰富的东亚历史经验予以检验。当然，进一步思考基于中国自身观念假说之上理想的地区秩序及世界秩序，亦不失为一种大胆的理论尝试，尽管其难度往往难以驾驭。无论如何，立足中国自身的命题和面临的困境，通过实证研究来揭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经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平等对话的基础。
中国是东方国家及其组织形式的代表，其悠久的历史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案例素材。这些历史经验不但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实证基础，而且在对中国与东方世界关系的理解和预测上可以弥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分析视角和元素。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可能构建一个所谓“中国学派”的话，那么连接理论与经验这一完整躯体的生命枢纽或许正植根于本土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在这一点上，“英国学派”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解释区域主义和地区秩序问题的思路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尽管我们需要尽力避免“英国学派”学者研究问题过于分散和零碎、难以形成交集和缺少规范分析范式等缺陷，但他们的历史方法触及地区秩序研究的灵魂所在。布赞等学者认为，历史与理论的脱节导致现代美国国际关系主流学派被“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所束缚。(51)他们相信，国家行为依赖于过去的事件或者历史的假说，并将这套“历史制度主义”的逻辑应用于欧洲的区域化研究，把区域主义理解为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路径依赖”(52)及制度化延续的结果，而非一个全新世界的产物。(53)尽管历史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之间有时存在一定理论嫁接的难题，但其中可借鉴的价值是丰富而深厚的。这是一个有待我们去挖掘的新研究领域，其在语言、文化、文献积累乃至话语权方面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
这种尝试和努力方向如今已初显成效。越来越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投入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一些具有传统中国历史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也开始透过国际关系的范式和问题导向来研究东亚问题。(54)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研究的命题和理论创新意识明显增强、讨论和互动氛围开始形成，其中突出的研究成果开始引起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周方银的论文《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发表之后，受到海外国际关系学界的格外关注。(55)布赞、沃马克、大卫·康、滨下武志等西方知名学者，以及张勇进、宋念申、王元纲等海外华人学者都对论题深表兴趣，纷纷作出回应。(56)这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它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反向关注，是中外学者在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上的平等互动。反观近三十年来，常规的模式都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创造出某个成型的理论和概念体系，或者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注某一命题并进行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研究之后，中国学者接着引进并梳理这些理论和成果，或跟进对这些命题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国际关系主流话题的关注和把握总是比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慢一拍甚至几拍。然而，在关于中国与东亚秩序的研究中，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似乎走在了西方学界的前面。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的领军刊物《国际组织》在2012年首期主打位置刊登了有关东亚秩序的论文，将东亚秩序看做独立并平行于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中心的西方秩序的一种国际体制。(57)可见，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意识到，中国与东亚秩序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理论生长点。
如今，中国正在崛起，至少在外部世界看来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全世界都在试图理解和研究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国际行为。值此良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否在讨论本国及其所属区域的问题时，比西方同侪的研究更具时空穿透力？对中国学者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考验。我们曾经投入几年的时间，做过一些大国经济兴衰的研究。这其中既涉及西方主要大国的经验案例，同时也涉足一部分晚明中国的历史研究。(58)其间，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尾随西方学者的关注点去研究美国和欧洲大国，几乎没有多少创造性的空间。对方学者的成果根植于本国深厚的研究传统中，他们了解更多情况，具有经验和直觉上的优势，并且拥有相对成熟的学术共同体。与之相比，我们在研究晚明中国时可发挥的空间要大得多。特别在历史细节的理解和相通性方面，国外学者囿于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往往难以把握到位。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如若延续过去三十年的思维模式，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和概念去研究对方关注的问题，那么即便其中的佼佼者能够在国际名刊上发表研究论文，恐怕也难以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展开真正的平等对话。而如果我们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时代需要，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进而围绕这些命题去做一些扎实的科学实证研究，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主动的方式带动国际主流学界的讨论，中国本土国际关系研究也才能真正获得西方学界的尊重。
注释：
①Christopher Layne, "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2, pp. 21—3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
②康灿雄对此做过专门的讨论，详见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③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George Modelski, "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3, 1996, pp. 321—342;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3—54。
④在这些研究中，最受关注和被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观点就是所谓“霸权稳定论”。具体参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Charles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 131—162;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5；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⑤施米特相关论述主要见于其1939年的作品《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以太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围绕门罗主义的国际法斗争》和《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载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朱雁兵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178、305—313、314—324页。
⑥斯蒂文·希克斯：《黑格尔论国际法、国际关系与世界共同体的可能性》、《黑格尔方法论下的区域主义、全球主义和世界秩序前景》，载邱立波编译：《黑格尔与普世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2、93—131页。
⑦亚历山大·科耶夫：《法国国事纲要》，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
⑧高程：《区域合作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逻辑——以欧洲和美洲为分析样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
⑨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
⑩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7—73.
(11)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83—120, 329—358.
(12)关于此研究方法的主要成果，参见Bj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elsinki: UNU-WIDER, 1994; Bjrn Hettne and Fredrik Sderbaum,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Politeia, Vol. 17, No. 3, 1998, pp. 6—21; Bjrn Hettne,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Bjrn Hettne,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World Order: A Regionalist Approach", in Sheila Page, ed., Regions and Development: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s,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 44—66; Bjrn Hettne and Fredrik S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p. 457—473; Bj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A Prologue", in Bjrn Hettne and Andráts Inotai, eds., New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pp. 15—29。
(13)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December 20—22, 1999,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4)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
(15)参见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edited by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阎学通、徐进：《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阎学通：《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余丽：《借鉴古代思想研究崛起战略》，《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
(16)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载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万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19)万明：《重新思考朝贡体系》，载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万明还对明代中国对外关系做了系统的历史研究，具体可参见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0)李庆新：《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载王天有、徐凯、万明主编：《世界文明与郑和远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1)John King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s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 2, 1941, pp. 135—264; John King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1942, pp. 129—149.
(22)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23)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24)详见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孟维瞻：《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
(26)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并存》，《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关于亚太地区制度制衡战略的讨论，具体参见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7)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
(28)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杨原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机制是为区域内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
(29)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30)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31)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关于春秋时期周王朝与诸侯国在合法性与实力此消彼长互动中的争霸战略研究，还可参见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
(32)大卫·莱克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等级制其核心是确立“权威—服从”的契约关系，而这种等级结构的基础主要是主导国和附属国之间形成的“公共产品供给—需求”的利益交换关系。参见David A.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1, 1996, pp. 1—33; "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pp. 129—160; "Regional Hierarchy: 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S1, 2009, pp. 35—58;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2007, pp. 47—79;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tho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New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 draft book manuscript, 2006; Tim Dunne,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p. 303—320。
(33)具体参见张蕴岭主编：《东亚区域主义：趋势与回应》(英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张蕴岭：《探求东亚的区域主义》，《当代亚太》，2004年第12期；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苏浩：《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任晶晶：《东亚区域合作语境下的中国外交：一个新地区主义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吴志成、李敏：《欧洲一体化观照下的亚洲地区主义》，《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肖斌、张晓慧：《东亚区域间主义：理论与现实》，《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郑先武：《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期；郑先武：《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历史与现实》，《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3期；夏立平：《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当代亚太》，2005年第6期；郭延军、王春梅：《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6期。
(34)庞中英：《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外交评论》，2005年第4期。
(35)高程：《区域合作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逻辑——以欧洲和美洲为分析样本》；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36)王传兴：《区域安全竞争中的东亚区域主义——基于对欧洲/北美区域主义的比较分析》，《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
(37)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38)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39)具体可参见刘建平：《东亚的中国：地区政治经验与地区主义思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宋伟：《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限度、方式与速度的反思》，《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
(40)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
(41)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2012.
(42)参见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8—160。
(43)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
(44)黑格尔按照自由意识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四个阶段，他认为由于发自内心的自由意识的缺失，中国丧失了发展的动力，道德、伦理、科学和艺术完全依靠僵化、抽象、极端专制的政治实体推动，因此一直处于“幼年”阶段。斯宾格勒则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形式都已经死亡或僵化，而西方文化也同样难逃其衰败没落的结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45)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学》，载《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73—204页。
(46)其主要人物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体系的Jack A. Goldstone, Kenneth Pomeranz, Richard von Glahn, R. Bin Wong, Wang Feng, Cameron Campbell；加州Stockton太平洋大学的Dennis Flynn, Arturo Giraldez；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Z. Lee；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Whittier Robert Marks；多伦多大学的Andre Gunder Frank；剑桥大学的Jack Goody；伊利诺伊大学的James Blaut，和社会研究新学院的Janet Ahu-Lughod等人。代表成果可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边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葛德斯通对这一研究视角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综述，参见Jack A. Goldstone, "The Rise of the West-or Not: A Revision to Socio-economic Histor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8, No. 2, 2000, http://sociology.ucdavis.edu/personal/faculty/jgoldstn.htm。
(47)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48)爱德华·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4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50)王义桅、倪世雄：《试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王卓宇：《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中的分析》，《当代亚太》，2012年第2期。
(51)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6页。
(52)“路径依赖”概念最初由布莱恩·阿瑟和保罗·戴维提出。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信奉初始条件是起作用的，坚持未来发生的事件无法独立于过去；其二是强调制度演化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干扰，其演化会有多种可能结果或均衡状态。参见Brian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Smal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1, 1989, pp. 116—131; Paul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1985, pp. 332—337; Paul David,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One More Chorus of the Ballad of QWERTY", in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Soci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7, http://www.nuff.ox.ac.uk/economics/history/paper20/david3.pdf。
(53)Knud Erik Jorgensen, "Blind Dating: The English School Meets European Integration", BISA Conference, December 18—20, 2000, University of Bradford；亚当·罗伯茨：《国际关系的新时代》，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54)详见杨倩如：《双重视野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研究——在中外关系史与国际政治学之间》，《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
(55)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
(56)参见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Reflections on Zhou Fangy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2012; Song Nianshen, "'Tributary' from a Multilateral and Multilayered Perspective: A Response to Zhou Fangyin's 'Equilibrium Analysis' and the Res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2012; David C. Kang,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Korean and Japanese Relations in Premodern East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2012; Wang Yuankang, "Managing Regional Hegemony in Historical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2012。
(57)Erik Ringmar,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Winter 2012, pp. 1—25.
(58)详见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