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建设大大加速了繁荣、富强、公平、正义、开放的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回头去看，当年我国党和政府毫不犹豫地启动我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及早接入国际互联网，并不断推动我国互联网和移动网的建设、升级、换代，是完全正确的。

　　●崭新一代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 究竟会给传统的新闻传播在传播观念、采访写作、报道方式、发行传输方式, 乃至各种媒介的物质存在形式及其与受众的关系上带来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并进而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这不仅是大众传播媒介而且是全社会应该给以高度关注与及时应对的重大问题。

　　转眼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了。

　　20年来，中国互联网建设从基本上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位居世界前列的规模，其产生的经济大繁荣、文化大传播、时间效率大提高、能源节约、资源节省等空前社会经济、文化、环保效应几乎已是人人切身感受而又很难以数字计量；其带来的即时、高效、互动的信息传播、舆论监督、反腐倡廉、思想博弈、民众互助乃至网民自发揭露西方媒体假新闻等社会积极效应，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其推送的网络购物以其便捷、廉价、足不出户弹指一挥即可享受物质丰美之快感，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民众消费购物的狂欢。其情其状真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可以肯定，20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建设大大加速了繁荣、富强、公平、正义、开放的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值得高兴的是，在中国互联网的起步阶段和建设过程中，我所新闻传播学者和其他领域学者一道，发挥了自己的独特的、积极的作用。

紧紧抓住千年之交的历史发展机遇：信息高速公路建设

　　风乍起，吹皱一池秋水。1993年秋，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伊始,即宣布了著名的、雄心勃勃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计划：不迟于2015年，投资四千亿美元，在全美建起一个联结几乎所有家庭和社会机构的光纤通信网络。随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都争先恐后地相继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国家计划。在此关键点上，中国要不要尽可能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建设起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

　　我所几位相关学者从新闻学、传播学和新闻业、传播业的角度一开始即敏感地意识到，我国也必须立即着手建设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尽可能同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步起跑。为此，笔者和孙旭陪、杨瑞明等学者很快分别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内部报告或撰写了有关文章，建议将“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尽快列为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

　　但是，当时，国内对此却存在着不同认识甚至尖锐分歧，实际上一段时间里在我们的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上出现过一场并非不激烈的争论。

　　分歧和争论有不少，但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两个问题上：

　　一种观点认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属于办公自动化、流通领域技术现代化和第三产业建设性质，不值得搞，不宜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重点。

　　这种意见认为，目前，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实际上就是放在网络（局域网和广域网）和联网的物理手段（光缆、光端机、网桥、路由器、卫星和地面站等等）上，而且所选择的这类网络主要是服务于为领导机关提供实时信息，帮助金融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等等，也就是说，其战略重点主要是服务于间接价值增值的活动领域，不是直接应用于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制订轻重缓急的发展策略。因此，持有这一观点的认为应该转轨，即从我国的国情来说，做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工作，首先是要利用现有条件解决好信息的适量采集和充分利用问题，并且尽可能地在生产第一线实现其价值。

　　还有一种更典型的观点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与建设离中国国情太远，中国没必要也不可能搞信息高速公路。

　　这种意见认为，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高达93％，中国还不到3％，美国的家用电脑普及率已高达31％ ，我国根本谈不上家用电脑普及率……这种意见还认为：现在世界各国拟议中“信息高速公路的十年投资计划是：美国1500亿美元，欧洲9000亿法郎，英国380亿英镑。即使我国有资金、有技术，能在15 - 20 年基本建成一个大体覆盖全国的国家高速信息网络，我国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仓库”和“货流”，有足够的“驾驶员”开着“小汽车”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奔驰”？这种意见甚至悲观地认为：我国如果能在15至20年内建设一个以普及电话为中心的低速的光纤通讯网络，达到70％至80％的电话普及率，那就是极大的成就了。因此，这种意见认为，中国与国际信息网络联网只需建设一条供科研和教育使用的电子邮路，以积累经验；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应该缓行。（以上内容可在以下引文注释1相关拙文中查阅）

　　持这类意见的人士，人数不多，但其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他们关于应该从中国国情出发、不应照搬发达国家等观点是与大多数人士一致的，但他们对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某些认识如不及时予以澄清，既不利于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规划和建设，也不利于中国在下一个世纪乃至下一个千年的顺利发展。

　　看来，要解决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问题，首先要从解决认识问题入手，认清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性质和作用。为此，笔者有感而发，针对性地撰写了《千年之交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文。 文中首先重点探讨阐述了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性质和作用，全面分析肯定了在中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现实必要性、可能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关于究竟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当时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准确、完整、权威的界定。克林顿政府最初在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时，只是指出，其长期目标是建成“一个全国性的、高速的、有广泛基础的通信网络”。

　　笔者在拙文中对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从硬件角度做了一个界定。笔者认为，“它将是一个以光纤线缆为主干，联接电话网、卫信通信网、机算机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和移动通信网等，运用数字式、宽带化、多媒体和智能化等信息新技术，能够综合传输和处理音、像、图、文等各种信息，集电话、电视、电脑、广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贯穿全社会的立体通信网络”。 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就是现代化的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设。现在看来，这一界定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至今似乎仍然适用。

　　在此基础上，笔者明确剖析并否定了上述两种意见。

　　关于认为信息高速公路主要是服务于间接价值增值，不是直接应用于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的问题。笔者指出，人所共知，劳动力、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是构成传统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愈来愈多必不可少的因素加入到生产力中来，如交通、通信、信息等，从而构成了现代生产力众多新的要素或使生产力原有各基本要素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诚如马克思在阐述某些“物的条件”作为生产力要素时所指出的：“没有它们，生产过程或者根本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 世界正在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作为国家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信息基础结构不仅表现为社会性基础结构，为领导机关提供实时信息服务，帮助金融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生产性基础结构，直接作用于生产力过程，大大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即大大提高生产力。未来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特别是与国际接轨（联网）的信息高速公路，将以其高效、充分、及时的全球信息传输，直接参与第一、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笔者在具体论述了信息高速公路将作用于第一、第二产业价值创造过程的几个主要表现后，明确指出，“信息高速公路绝不仅仅是办公自动化和流通领域技术手段现代化的问题，而是现代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仅仅是一般性的国家基础结构，而应看成是首要的生产性基础结构；不能把它看成仅仅是服务性或消费性的第三产业，而应看成未来信息社会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与建设离中国国情太远，中国搞不了信息高速公路，只要搞一个“以普及电话为中心的低速的光纤通讯网络”就够了。笔者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说到中国国情，它实际上有两大特点。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在总体上仍然落后，基础结构建设尤其落后。这是中国国情的一大特点。但是，笔者明确指出，“这也有个难得的好处和机遇。就是在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建设面临根本性变革的前夕，中国在信息基础结构建设方面还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因此，‘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当然，绝不能重复‘大跃进’时期的盲目浮夸风）。中国可以避免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信息基础结构建设已基本成型而需要更新换代的两难难题，可以避免发达国家在建设信息基础结构的历史过程中难免已走过的弯路，直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从长计议，作到‘一步登天’；而不必明知世界先进水平在前头，仍一味强调‘国情’走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弯路、老路，跟在后面爬行。”

　　另一方面，潜力大、发展快、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是中国国情的另一大特点。笔者列举了当年的众多具体数据后指出，“虽然，中国社会经济信息化的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差距很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却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已初具规模，而且在质量上已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在电视、程控电话、无线寻呼、移动电话等方面的发展迅速跨越发达国家经历的许多阶段，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已有了一定的物资和技术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妄自菲薄。”笔者的结论是：“由此看来，只要我们既高瞻远瞩、全面规划，又实事求是、扎实工作，力争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上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鲜明地提出，历史机遇来之不易，重大历史机遇更是稍纵即逝。时不我待，机不再来。一“失机”，可成千古恨。我们一定要认准时机、抓住机遇。“中国如能在今后十五至二十年内抓紧抓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就有可能在下世纪初同发达国家基本站在现代化的同一条起跑线上，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的空前优势，及时充分共享全球信息资源，克服自己由于人口众多而造成的资源资金等相对短缺的困难，充分发挥自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巨大潜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回头去看，当年我国党和政府毫不犹豫地启动我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及早接入国际互联网，并不断推动我国互联网和移动网的建设、升级、换代，是完全正确的。如今，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根据权威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我国固定电话用户26699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22911万户，其中3G移动电话用户40161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110.5部/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6.18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5.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远超预想的巨大成绩，在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高速健康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无容置疑的。

应对信息高速路带来的新挑战：大众传媒何处去？

　　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兴起的“信息高速公路”规划和建设热潮，让人直接感受到崭新一代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正在扑面而来。随着数字式技术、电脑、多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络等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更新换代和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一次信息传播技术的前所未有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变革。传统的、界限分明的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等各种传播形式之间的铜墙铁壁顷刻之间就要瓦解，传统的、互相分隔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杂志和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顷刻之间就要融为一体。

　　崭新一代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究竟会给传统的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广播、报纸为主体的新闻传播，在传播观念、采访写作、报道方式、发行传输方式，乃至各种媒介的物质存在形式及其与受众的关系上，带来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并进而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这不仅是大众传播媒介而且是全社会应该给以高度关注与及时应对的重大问题。

　　基于此，我们于1995年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点课题“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得到了当时院主管领导和部门的热情支持与批准。为此，笔者作为课题组负责人赴美国考察访问一年。访问期间，同美国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专家（电子平板报纸创意提出者）、肯特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罗杰•费德勒（Roger Fidler）教授多次深入探讨了信息高速公路和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发展现状、前景及其对大众传播的影响等问题，参观了该校著名的液晶研究所，观摩了柔性电子报纸的雏形；参加了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第85届年会”、纽约“传播与文化：技术与价值观”研讨会，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玛斯•希尔大学（Mars Hill College）等院校和媒体机构。考察回国后，与课题组全体成员一道，全力编写出版了专门论述《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d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该书主编明安香（时任研究员、传播研究室主任），副主编宁新（时任副所长、副研究员），成员闵大洪（时任副研究员、新闻研究室副主任），杨瑞明（时任助理研究员）。该书由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首印一万册，以后全部售罄，社会反响较大。

　　该书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发展的历史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已产生的影响；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了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回顾和概括了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探讨了信息高速公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大背景。最后，该书着重探讨和预测了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统大众传播在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以及大众传媒与受众关系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本课题还对于如何优先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充分运用国际互联网络、尽快普及家用电脑等积极发展我国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对于大众传媒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根本性变革从媒介形式、媒介工作者素质以及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与教育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书中对传统大众传媒将何处去做了许多前瞻性预测，其中最突出的一项预测明确指出：

　　未来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革：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掌控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受众将与新闻工作者一样容易的获得新闻信息的第一手材料；受众将与大众传媒一样拥有随时发布新闻报道、报道新闻事件和生产新闻产品的能力。“受众”这一特定术语将失去其本来的意义，或者完全为新的术语如“网众”之类所代替。

　　媒介角色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大众传媒作为突发性新闻事件的唯一发布者的地位将逐步减弱，作为过程性新闻和预定性新闻事件的专业报道者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大众传媒作为新闻信息发布专业机构的专业性、可靠性、真实性等特点将更显突出。

　　从该书出版到现在整整15年过去了，我们惊喜地看到，其中许多预测都已经或正在甚至超前地惊人兑现！

　　仅以受众地位的根本变化而言，如今，微博与手机相结合，使得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即时通讯等传播新技术发挥到了极致；140字的限制使得任何粗通文字的人都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现场即时发布信息，可以个人对个人，也可以个人对大众，其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发布新闻的即时性、现场感和便捷性都大大超过任何其他现有大众媒介，其发布成本也大大低于其他任何现有媒介。全国五亿多网民中，近半数在使用微博，这在理论上意味着全国两三亿人每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了自己个人的公共话语权。微博与手机相结合，让每一个公民都手中掌握着自己的个人通讯社，可以随时随地像大众传媒一样公开发布新闻和信息。这标志着真正的个人媒介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等个人媒介的信息传播是实时、移动的，又可以是视频、音频和图片的，具有很强的现场感、真实感和感情色彩。在其实时播发的过程中，通过层层转发、大范围扩散和实时回应，可以在公众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微爱心”、“微公益”，可以积聚成社会大爱，促进社会和谐；“微公义”、“微公愤”，也可以聚合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在促进社会的大道公义的形成，维护社会的良好风尚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至于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限于篇幅，这里就暂不赘述了。

　　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请走好！希望越来越好！

　　注释：

　　1此文发表于1996年5月由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等在香港联合主办召开的“传播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后收入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鑪峰学会出版，1997年6月）一书。此文英文版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论坛：人文科学（三）》一书。（Foreign Affairs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Humanit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rum,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2000. pp. 198-205）

　　2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鑪峰学会出版，1997年6月），42页。

  　3主编明安香、副主编宁新，课题组成员闵大洪、杨瑞明：《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d Mass Communication），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244 - 248页。

应对信息高速路带来的新挑战：大众传媒何处去？

　　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兴起的“信息高速公路”规划和建设热潮，让人直接感受到崭新一代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正在扑面而来。随着数字式技术、电脑、多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络等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更新换代和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一次信息传播技术的前所未有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变革。传统的、界限分明的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等各种传播形式之间的铜墙铁壁顷刻之间就要瓦解，传统的、互相分隔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杂志和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顷刻之间就要融为一体。

　　崭新一代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究竟会给传统的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广播、报纸为主体的新闻传播，在传播观念、采访写作、报道方式、发行传输方式，乃至各种媒介的物质存在形式及其与受众的关系上，带来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并进而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这不仅是大众传播媒介而且是全社会应该给以高度关注与及时应对的重大问题。

　　基于此，我们于1995年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点课题“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得到了当时院主管领导和部门的热情支持与批准。为此，笔者作为课题组负责人赴美国考察访问一年。访问期间，同美国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专家（电子平板报纸创意提出者）、肯特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罗杰•费德勒（Roger Fidler）教授多次深入探讨了信息高速公路和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发展现状、前景及其对大众传播的影响等问题，参观了该校著名的液晶研究所，观摩了柔性电子报纸的雏形；参加了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第85届年会”、纽约“传播与文化：技术与价值观”研讨会，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玛斯•希尔大学（Mars Hill College）等院校和媒体机构。考察回国后，与课题组全体成员一道，全力编写出版了专门论述《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d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该书主编明安香（时任研究员、传播研究室主任），副主编宁新（时任副所长、副研究员），成员闵大洪（时任副研究员、新闻研究室副主任），杨瑞明（时任助理研究员）。该书由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首印一万册，以后全部售罄，社会反响较大。

　　该书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发展的历史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已产生的影响；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了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回顾和概括了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探讨了信息高速公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大背景。最后，该书着重探讨和预测了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统大众传播在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以及大众传媒与受众关系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本课题还对于如何优先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充分运用国际互联网络、尽快普及家用电脑等积极发展我国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对于大众传媒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根本性变革从媒介形式、媒介工作者素质以及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与教育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书中对传统大众传媒将何处去做了许多前瞻性预测，其中最突出的一项预测明确指出：

　　未来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革：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掌控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受众将与新闻工作者一样容易的获得新闻信息的第一手材料；受众将与大众传媒一样拥有随时发布新闻报道、报道新闻事件和生产新闻产品的能力。“受众”这一特定术语将失去其本来的意义，或者完全为新的术语如“网众”之类所代替。

　　媒介角色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大众传媒作为突发性新闻事件的唯一发布者的地位将逐步减弱，作为过程性新闻和预定性新闻事件的专业报道者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大众传媒作为新闻信息发布专业机构的专业性、可靠性、真实性等特点将更显突出。

  　从该书出版到现在整整15年过去了，我们惊喜地看到，其中许多预测都已经或正在甚至超前地惊人兑现！

　　仅以受众地位的根本变化而言，如今，微博与手机相结合，使得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即时通讯等传播新技术发挥到了极致；140字的限制使得任何粗通文字的人都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现场即时发布信息，可以个人对个人，也可以个人对大众，其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发布新闻的即时性、现场感和便捷性都大大超过任何其他现有大众媒介，其发布成本也大大低于其他任何现有媒介。全国五亿多网民中，近半数在使用微博，这在理论上意味着全国两三亿人每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了自己个人的公共话语权。微博与手机相结合，让每一个公民都手中掌握着自己的个人通讯社，可以随时随地像大众传媒一样公开发布新闻和信息。这标志着真正的个人媒介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等个人媒介的信息传播是实时、移动的，又可以是视频、音频和图片的，具有很强的现场感、真实感和感情色彩。在其实时播发的过程中，通过层层转发、大范围扩散和实时回应，可以在公众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微爱心”、“微公益”，可以积聚成社会大爱，促进社会和谐；“微公义”、“微公愤”，也可以聚合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在促进社会的大道公义的形成，维护社会的良好风尚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至于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限于篇幅，这里就暂不赘述了。

　　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请走好！希望越来越好！

　　注释：

　　1此文发表于1996年5月由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等在香港联合主办召开的“传播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后收入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鑪峰学会出版，1997年6月）一书。此文英文版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论坛：人文科学（三）》一书。（Foreign Affairs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Humanit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rum,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2000. pp. 198-205）

　　2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鑪峰学会出版，1997年6月），42页。

　　3主编明安香、副主编宁新，课题组成员闵大洪、杨瑞明：《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d Mass Communication），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244 - 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