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研究 新城市主义 精明增长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显著的发展潮流是加速的城市化。在经历了两百多年持续的城市发展之后，2007年5月23日，世界人口的分布中，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的城市化潮流发展尤为迅速，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乡村人口，达到51.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居住于城市地区，而与20世纪80年代之初相比较，城市人口比例当时只有不到20%。而且，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正在从超大城市、区域发展中心向世界城市转变。

　　然而，城市化本身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城市的贫困人口增加、资源与环境压力，等等。对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而言，原有的城市-乡村的差异、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演变出新的形式。这意味着，与发展相伴而来的种种挑战亟待人们的关注。

　　一、城市与城市化

　　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显示，城市（city）的产生，可溯自新石器时代，是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产品有了剩余的一个直接结果。自其诞生之初，城市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不过，“城市的”（urban）一词则要追溯到17世纪早期，意指居住在市镇（city/town）里的人们的特定的习惯、方式及表达的风格，表明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与居住在乡村地区的民众在行为、思想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显著的不同。而加剧这种对比的，是作为现代化之重要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过程。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往往以某一或多个主要城市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科技等助力之下，人类永久性地改变了其居住地的地貌水文等自然特征、土地利用模式和人群的聚合方式。

　　不过，城市化绝非一个含义单一的概念，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城市化道路在其目标、方式、背景、历程等方面都是不同的。而且，城市化的核心并不仅仅是空间上的重组，更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根本变革。本文采用的城市化的一个工作定义，“城市化，是核心地区及其社会行动者们占据空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它们不仅建立、制造、转变自己的领地并赋予其重要性，而且同样地产生了国家的、世界的中心领地”。[ Michel Bassand et al (eds.), Urbanization: Appropriation of Sp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Graduate School and University Center, 1990,p.1.]

　　从作为社会与经济的一个基本单元的城市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对于整个经济体的成功所具有的意义，体现在发展、交通、空间利用、住房、金融、移民、种族、贫困问题、教育、犯罪控制等方面。

　　从个体的、微观的层次来看，城市化同样也是市民身份建立的过程。韦伯在其有关城市的研究中指出，历史上的城市均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功能，早期现代城市的独特性之成立及其意义，在于成员自主建立的政治共同体及成员所具有的市民资格。[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而当前拉美城市中的社区发展、邻里互助项目等，在致力于居民的居住和环境的品质的具体目标之外，其实质是在建构市/公民资格。[ Eduardo Rojas , Building cities: neighborhood upgrading and urban quality of lif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城市既是人所创造的、所栖息的环境，又是人自身。

　　与人类城市化历程相随，城市研究（urban study）也在持续地发展与繁荣。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出现了库朗日的《古代城市》、韦伯 《城市的类型学》、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名著。当前，有关城市化的研究的突出特征是跨学科和多角度，往往涉及到多个方面和多种方向上的作用关系的系统工程，在形式上，有城市或地区个案研究、数理模型、地理地质系列调研、考古发掘和历史记录诠释等不同研究方法。研究的主体，除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之外，政府有关机构、国际组织与各种非政府机构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相关部门，美国等国家的内政部、环保部、劳业部等机构，等等。从不同角度和宏观层次，这些研究对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地理调查、分析与监测，测量城市自身的生态系统，以及城市化对周边更大的环境系统所产生的显著的、长期的后果，从而为城市规划、人类聚居方式的发展与成长等提供决策参考。

　　整体上的城市化研究，讨论城市的发展与衰落、结构与功能，及其之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当前社会科学诸学科都涉及到城市化的主题，而尤以社会学、经济学、地理与政治学、城市规划、人类学、经济史学等为核心。[ Ronan Paddison (ed.), Handbook of Urban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1.]除了土地利用与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居住、交通、环境、宜居与可持续性等问题之外，城市化过程中的族群、移民、社区、区隔与分化、犯罪与偏差行为等仍然是重要的研究主题。

　　本文拟对近期的城市化文献作一个跨学科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梳理，认为城市化本身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仍然在迅速发展中的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之下，各具有其特色；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方式、居住格局的选择，又是居住者个体身份、社区关联、生活方式和权利诉求建立与调整的过程。

　二、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与模式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具有不同的阶段及模式。例如，有以人口集中居住、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中心区形成为特征的阶段，也有城市功能分化、居住与工作分开的郊区化阶段，还有社区重建改建、发展小城市等不同潮流。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背后，既有经济、政治等驱动力的作用，也是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不同观念所致。

　　以美国历史为例，城市化过程在16世纪的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这一新兴国家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城市的扩张。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在传统的邻里框架之下，其特征是由各种族群聚集而成、具有综合功能、步行可达的社区，一种是从大城市向其周边的郊区延伸，而这是从1940年代中期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标准发展模式。这种聚居方式更多地是由建筑师、城市规划、建筑商等以摧枯拉朽之势除旧布新的创造物，在理性规划、整齐划一和综合统筹等方面有其长处，但最终往往证明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经济上不合算，土地浪费惊人，城市中心空壳化，严重依赖于汽车和道路系统，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与各群体间的隔离，等等。

　　一般认为，美国1940年代的向郊区的延伸发展策略受到了好几项政策的激励，例如新建住宅贷款、州际高速公路项目、政府对道路建设提供补助、普通收人群自有汽车等，城市规划者的思路是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互分隔。[ Andres Duany, Elizabeth Plater-Zyberk & Jeff Speck, Suburban nation: 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CA: North Point Press, 2000.]

　　不过，目前亦有研究表明，最早的郊区化趋势实际上在18世纪晚期就出现了，是围绕着制造业发展而产生的。与一般的中产阶级实现其“花园式居家”的郊区化梦想不同，这种制造业的分散化以环绕着中心城市的工厂区为特征，工厂与住家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大都会地区，诸如费城的纺织区，匹兹堡的钢铁业城镇，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区，旧金山、巴尔的摩、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洛杉矶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位于郊区的专门行业。[ Robert Lewis, Manufacturing suburbs: building work and home o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M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在此过程中，制造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创造其所在的地方的生活世界——各商家的工业关系、劳动力的种族特征、具有实力的企业在当地政治环境中的作用、城市与工厂区整合而成的复杂的大都会经济体系，等等。[ Robert Lewis, Chicago Made: factory networks in the Industrial Metropolis. IL: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9.]

　　无论是这种制造业郊区化，还是二战以后以中产阶级搬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化，迄今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危机，新的城市发展思路也在产生，例如，致力于以小城市、农村和传统邻里的发展为原则，解决城市中的住疗、住房、交通、社会等问题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等等。[ William A Schwab, Decipering the city. Lond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5.]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潮流发展迅猛，但是，在欧美的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与之对抗的思潮，例如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强调本真（authentic）的城市经验等，它们在有关城市发展的策略、方向上产生了独到的影响。

　　源自英国新教和英国革命、欧洲浪漫主义、卢梭等思想等的反城市主义，其影响传播到北美，影响了托马斯·杰弗逊、哈里·D.索伦、亨利·亚当斯、罗伯特·帕克、弗兰克·L.赖特等人。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展，在带来城市化、人口集中与迁移等同时，也对传统的社区认知、族群、性认同和家庭等构成了挑战，因此，反城市主义被视为对城市及其道德失范的后果的某种恐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恐惧造成了对于现代性的保守反应。在城市化程度愈发加深的时代，反城市主义被视为一种重新恢复传统生活与道德的手段。

　　在各种不同的反城市主义的思想中，一个基本的对立是人造的城市环境与自然的乡村生活之间的对立。它们认为，认为前者是充满无根的个人之间的变动、冲突和竞争，后者是处于家庭、社区种种自然联结之下的个人及其和谐的道德生活。应当指出的是，在欧洲历史上的纳粹思想、当前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中都能看到反城市主义的观念。从城市生活创造公共领域、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后果来看，即使是在美国政治之中，也存在开明的大都市，与保守的郊区、城外或农村地区之间的持续增长的文化界限。[ Michael Thompson, Fleeing the city: studies i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tiurban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对于“本真的城市地区”的追寻，则指的是以1960年代之前的“城市村庄”（urban village，一种紧密相连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具有种族特征的社区）中具有其种族特征的、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邻里社区为样式，解决郊区化造成的城市中心空壳化、贫困化、公共设施缺乏维护与更新等。在此，本真意味着一种持续的、而非被隔断的生活与工作过程，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不会在一夜之间丧失其街坊邻里和建筑物——当这种连续性被打破时，城市就丧失了其灵魂。[ Sharon Zukin,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当前，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对城市化历程进行反思、致力于扩张其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而非城市本身的一味扩张，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中心则形成所谓超大型城市（megacities）。[ Kees Koonings & Dirk Kruijt, Megacities: the politics of urban exclusion and violence in the global south,MA: Zed Books,2009；Mark M.Amen, Kevin Archer & Martin M. Bosman (ed.), Relocating global cities: from the center to the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超大城市往往需要解决因飞速扩张、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发展不均衡、城市贫困人口、贫民窟等问题，而传统的工业中心在劳动力流动、产业链建设、城市格局等方面，受到了种族与阶级冲突、地方政治氛围的重建等多种压力。[ Roger Keil,, Los Angeles: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ggles.WA: Academy Press,1998.]亚洲超大城市区的形成，造成人口密集居住，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诸如大气环境改变、臭氧层被破坏、环境品质下降、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等，是亚洲城市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新的人口-环境关系模式亟待建立。[ Gayl D.Ness&Michael M.Low (ed.), Five Cities: Modelling Asian urban population-environment dyna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研究者区分了所谓不同层次的“大城市”，包括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超大城市，与全球城市网络有较松散关联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和作为全球城市网络核心的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ies）。其中，全球性城市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贡献、多元文化、多种族等特征，是人、物品、尤其是思想流动的集中枢纽，是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指令中心，以及社会经济变革的发生地。[ John Rennie-Short, Global metropolitan: globalizing cities in a capitalist world. London: Routledge,2004.] 　二、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与模式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具有不同的阶段及模式。例如，有以人口集中居住、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中心区形成为特征的阶段，也有城市功能分化、居住与工作分开的郊区化阶段，还有社区重建改建、发展小城市等不同潮流。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背后，既有经济、政治等驱动力的作用，也是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不同观念所致。

　　以美国历史为例，城市化过程在16世纪的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这一新兴国家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城市的扩张。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在传统的邻里框架之下，其特征是由各种族群聚集而成、具有综合功能、步行可达的社区，一种是从大城市向其周边的郊区延伸，而这是从1940年代中期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标准发展模式。这种聚居方式更多地是由建筑师、城市规划、建筑商等以摧枯拉朽之势除旧布新的创造物，在理性规划、整齐划一和综合统筹等方面有其长处，但最终往往证明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经济上不合算，土地浪费惊人，城市中心空壳化，严重依赖于汽车和道路系统，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与各群体间的隔离，等等。

　　一般认为，美国1940年代的向郊区的延伸发展策略受到了好几项政策的激励，例如新建住宅贷款、州际高速公路项目、政府对道路建设提供补助、普通收人群自有汽车等，城市规划者的思路是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互分隔。[ Andres Duany, Elizabeth Plater-Zyberk & Jeff Speck, Suburban nation: 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CA: North Point Press, 2000.]

　　不过，目前亦有研究表明，最早的郊区化趋势实际上在18世纪晚期就出现了，是围绕着制造业发展而产生的。与一般的中产阶级实现其“花园式居家”的郊区化梦想不同，这种制造业的分散化以环绕着中心城市的工厂区为特征，工厂与住家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大都会地区，诸如费城的纺织区，匹兹堡的钢铁业城镇，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区，旧金山、巴尔的摩、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洛杉矶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位于郊区的专门行业。[ Robert Lewis, Manufacturing suburbs: building work and home o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M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在此过程中，制造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创造其所在的地方的生活世界——各商家的工业关系、劳动力的种族特征、具有实力的企业在当地政治环境中的作用、城市与工厂区整合而成的复杂的大都会经济体系，等等。[ Robert Lewis, Chicago Made: factory networks in the Industrial Metropolis. IL: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9.]

　　无论是这种制造业郊区化，还是二战以后以中产阶级搬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化，迄今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危机，新的城市发展思路也在产生，例如，致力于以小城市、农村和传统邻里的发展为原则，解决城市中的住疗、住房、交通、社会等问题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等等。[ William A Schwab, Decipering the city. Lond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5.]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潮流发展迅猛，但是，在欧美的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与之对抗的思潮，例如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强调本真（authentic）的城市经验等，它们在有关城市发展的策略、方向上产生了独到的影响。

　　源自英国新教和英国革命、欧洲浪漫主义、卢梭等思想等的反城市主义，其影响传播到北美，影响了托马斯·杰弗逊、哈里·D.索伦、亨利·亚当斯、罗伯特·帕克、弗兰克·L.赖特等人。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展，在带来城市化、人口集中与迁移等同时，也对传统的社区认知、族群、性认同和家庭等构成了挑战，因此，反城市主义被视为对城市及其道德失范的后果的某种恐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恐惧造成了对于现代性的保守反应。在城市化程度愈发加深的时代，反城市主义被视为一种重新恢复传统生活与道德的手段。

　　在各种不同的反城市主义的思想中，一个基本的对立是人造的城市环境与自然的乡村生活之间的对立。它们认为，认为前者是充满无根的个人之间的变动、冲突和竞争，后者是处于家庭、社区种种自然联结之下的个人及其和谐的道德生活。应当指出的是，在欧洲历史上的纳粹思想、当前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中都能看到反城市主义的观念。从城市生活创造公共领域、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后果来看，即使是在美国政治之中，也存在开明的大都市，与保守的郊区、城外或农村地区之间的持续增长的文化界限。[ Michael Thompson, Fleeing the city: studies i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tiurban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对于“本真的城市地区”的追寻，则指的是以1960年代之前的“城市村庄”（urban village，一种紧密相连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具有种族特征的社区）中具有其种族特征的、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邻里社区为样式，解决郊区化造成的城市中心空壳化、贫困化、公共设施缺乏维护与更新等。在此，本真意味着一种持续的、而非被隔断的生活与工作过程，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不会在一夜之间丧失其街坊邻里和建筑物——当这种连续性被打破时，城市就丧失了其灵魂。[ Sharon Zukin,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当前，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对城市化历程进行反思、致力于扩张其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而非城市本身的一味扩张，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中心则形成所谓超大型城市（megacities）。[ Kees Koonings & Dirk Kruijt, Megacities: the politics of urban exclusion and violence in the global south,MA: Zed Books,2009；Mark M.Amen, Kevin Archer & Martin M. Bosman (ed.), Relocating global cities: from the center to the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超大城市往往需要解决因飞速扩张、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发展不均衡、城市贫困人口、贫民窟等问题，而传统的工业中心在劳动力流动、产业链建设、城市格局等方面，受到了种族与阶级冲突、地方政治氛围的重建等多种压力。[ Roger Keil,, Los Angeles: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ggles.WA: Academy Press,1998.]亚洲超大城市区的形成，造成人口密集居住，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诸如大气环境改变、臭氧层被破坏、环境品质下降、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等，是亚洲城市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新的人口-环境关系模式亟待建立。[ Gayl D.Ness&Michael M.Low (ed.), Five Cities: Modelling Asian urban population-environment dyna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研究者区分了所谓不同层次的“大城市”，包括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超大城市，与全球城市网络有较松散关联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和作为全球城市网络核心的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ies）。其中，全球性城市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贡献、多元文化、多种族等特征，是人、物品、尤其是思想流动的集中枢纽，是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指令中心，以及社会经济变革的发生地。[ John Rennie-Short, Global metropolitan: globalizing cities in a capitalist world. London: Routledge,2004.] 三、几个重要的城市化主题

　　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空间形态的城市的发展，关涉到经济增长、交通、空间利用、环境、住房、人口迁移、种族、贫困问题、教育、犯罪控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转移并不必然会让原有的贫富分化、区隔等问题的自然而然地解决，而往往是原有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之下发展出新的形式。

　　（一）城市与乡村

　　城市与乡村的二分法，是联合国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世界人口、城市化等潮流进行统计分析时开始采用的，并自此成为正式的数据搜集和统计分析的非此即彼的类型划分。不过，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不同发展模式带来了人的聚居方式的多样化，诸如大都会的延伸地区、大都会区域、城市功能区、日常的城市系统、地方劳动力市场区域，以及延伸到当地的、邻里间层次的空间单元，等等，使得城乡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

　　传统上认为，城乡在经济、职业结构、受教育水准和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可得性、人口、政治、迁移水平等方面存在明确的差异。但是，美国为例，从最核心的城市中心区到最乡村的地区之间，表现为一个相互关联、逐渐过渡的地带。在美国政治文化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毋宁意味着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开明抑或保守的立场的区分。又如，对中国福建地区的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地区、半城市地区的转变，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人口的流动。在这些意义上，城乡的二分法本身，需要应对各种新涌现出来的聚居方式而有所改变。[ A.G.Champion, Graeme.Hugo& Tony Champion (ed.), 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 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Farnham: Ashgate Pub Ltd, 2004.]

　　在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乡村”的意义主要是一种社会与地理方面的特性，其重要性体现在其所具有的土地、水和矿产等资源上，国家的食物、纺织品和能源等部门的核心往往在乡村环境之中，道路、铁路、桥梁、水电站等设施也同样位于乡村，从而体现了乡村地区在整个国家的重要性。[ David L.Brown &Kai A.Schafft, Rural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xford: Polity, 2011.]

　　而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仍然是严重的挑战，城市化或者超大城市的建成，经常使得城市的不平等、贫困和贫民窟等问题更加突出，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平稳转换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所谓的“人口迁移-发展连结”（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问题上，一般认为，人口迁移对发展的积极影响包括：提供机会、移民劳动力的汇款、缓解失业问题的影响、减少贫困、技术技能的传播、增进贸易和刺激投资等。消极影响则包括：熟练或技术劳动力的流失造成的生产力下降和教育、医疗等核心服务水平的下降，财富分配的差异加大，家庭成员长期分离带来的社会问题，疾病传播风险加大，等等。[ Leslie J.Bank, Home spaces, street styles: contesting power and identity in a South African city. London: Pluto Press,2011.]

　　在这方面，台湾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台湾，经济发展与工业化、与快速的城市化是同步发生的。尽管经历了交通阻塞、空气污染等都市疾患，但是，台湾避免了诸如大量的失业和贫民窟等问题，地区发展较为均衡，城市的序次-规模（rank-size）较为理想，移民融入城市也较为平顺。对于台湾城市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包括：持续的政治稳定性，民众对政府施政的信任和中国家庭的凝聚力。[ Alden Speare, Kezhi Liu & Ching-lung Tsay ,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ural-urban transition in Taiwan. CO: West View Press,1988.]

　　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城市地区的国家投入、飞速建设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拉力，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的承诺和缓解贫困问题的各项计划，在改变乡村地区面貌方面有可能会起作用。而从城乡之间联系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即移民劳动力对乡村地区在经济上、视野上、价值观念上的改变也颇为可观。[ 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另外，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但其户口登记等仍然保留在原地，从而在制度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排斥。[ Wong Tai-chee& J.Rigg (ed.), Asian Cities, Migrant Labor and Contested Spaces. London: Routledge, 2011.]

　　（二）土地利用模式

　　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更直接与居民的住房、交通需求有关，并影响到自然环境，包括空气质量、水质量、水供应，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与范围，等等。个体在其居所、工作地点等方面的决策所具有的群体效应、社区相互依赖等都对围绕着土地的经济与社会利益产生显著的影响。

　　整体地看，土地利用、产权等实践，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各具其独特性。例如，在广袤的美国西部，如何在私人财产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就是一个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William G.Robbins & J.C.Foster (ed.), Land in the American West: private claims and the common good. WA: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在墨西哥，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财政困难，政府在1992年通过法令，解除对所谓艾希瑟（Ejido）土地（即农村社区共有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原住民的土地）的管制，许可进行私有化，鼓励投资，希望加强农村地区的现代化。但是，这一私有化方案引起了族群的、阶级的冲突， 并引起了对于土地所有权、未来的土地利用模式、地方与地区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的关注。[ Maria Teresa Vazquez Castillo, Land Privatization in Mexico: urbanization, formation of regions, and globalization in Ejidos. London: Routledge, 2004.]

　　土地利用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决策内容，即在稀缺的土地资源的前提之下，如何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住处、交通手段，如何容纳人口增长、提高生活品质，等等，并主要采取财政补贴、利率优惠等针对特定发展模式的经济手段。

　　城市发展既有可能产生摩天大楼，也有可能是从城市中心区向外的延伸。目前存在着城市延伸或扩张（sprawl）与以精明增长（smart growth）为目标的两种相对立的发展和土地利用模式。

　　延伸发展是当前的一个核心的发展策略。其特征是，具有相对较低的城市集中度，新居住区、商店、工厂等分散分布。而由此产生的社会与环境代价包括交通拥堵、通勤时间长、紧急服务需要的时间长、环境受破坏等。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了反对延伸发展、以精明增长为号召、以结合工作与生活的宜居“花园城市”为理想模式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并在马里兰、俄勒冈、华盛顿、新泽西和佛罗里达等地作为经济发展决策得以采纳。

　  精明增长具有几方面的发展策略。一个是邻里社区的设计，即以窄街小巷、临街建筑、节能建筑、综合功能、方便的步行和公共交通系统、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和价格适中的居屋选择，等等。第二，各地区间的合作，包括税收的分担和分配，将公共资源从外部的郊区转向城市社区。第三，增长管理，即对地区发展的约束与管理，包括划分公共空间、环境保护区，整合交通投资和土地利用规划，旧工业区与商业中心的再利用，等等。第四，保护区域内的农田，提高土地利用率，使得农田成为城市景观和延续传统的方式，形成在大都市地区的“绿色设施”。[ John C.Bergstrom, Stephen J.Goetz& James S.Shortle , Land Use Problems and Conflict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solutions. London: Routledge,2005.]

　　此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住房都是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议题。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在曼彻斯特的飞速发展中观察到，大量移民涌入城市，造成房屋供应的绝对短缺和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当前，在亚洲国家，在城市化加速进行、人口密度急剧增高的过程中，住房问题成为居民首要考虑的问题，对政府治理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使得大量资金停留在住房供应部门，因此，经济的衰退、冲突与自然灾害等都有可能对世界某处的房屋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房屋价格的攀升，不动产成为财富集聚和增长的手段，更加重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Ray Forrest& James Lee (ed.),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east-we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2003.] 三、几个重要的城市化主题

　　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空间形态的城市的发展，关涉到经济增长、交通、空间利用、环境、住房、人口迁移、种族、贫困问题、教育、犯罪控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转移并不必然会让原有的贫富分化、区隔等问题的自然而然地解决，而往往是原有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之下发展出新的形式。

　　（一）城市与乡村

　　城市与乡村的二分法，是联合国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世界人口、城市化等潮流进行统计分析时开始采用的，并自此成为正式的数据搜集和统计分析的非此即彼的类型划分。不过，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不同发展模式带来了人的聚居方式的多样化，诸如大都会的延伸地区、大都会区域、城市功能区、日常的城市系统、地方劳动力市场区域，以及延伸到当地的、邻里间层次的空间单元，等等，使得城乡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

　　传统上认为，城乡在经济、职业结构、受教育水准和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可得性、人口、政治、迁移水平等方面存在明确的差异。但是，美国为例，从最核心的城市中心区到最乡村的地区之间，表现为一个相互关联、逐渐过渡的地带。在美国政治文化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毋宁意味着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开明抑或保守的立场的区分。又如，对中国福建地区的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地区、半城市地区的转变，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人口的流动。在这些意义上，城乡的二分法本身，需要应对各种新涌现出来的聚居方式而有所改变。[ A.G.Champion, Graeme.Hugo& Tony Champion (ed.), 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 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Farnham: Ashgate Pub Ltd, 2004.]

　　在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乡村”的意义主要是一种社会与地理方面的特性，其重要性体现在其所具有的土地、水和矿产等资源上，国家的食物、纺织品和能源等部门的核心往往在乡村环境之中，道路、铁路、桥梁、水电站等设施也同样位于乡村，从而体现了乡村地区在整个国家的重要性。[ David L.Brown &Kai A.Schafft, Rural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xford: Polity, 2011.]

　　而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仍然是严重的挑战，城市化或者超大城市的建成，经常使得城市的不平等、贫困和贫民窟等问题更加突出，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平稳转换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所谓的“人口迁移-发展连结”（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问题上，一般认为，人口迁移对发展的积极影响包括：提供机会、移民劳动力的汇款、缓解失业问题的影响、减少贫困、技术技能的传播、增进贸易和刺激投资等。消极影响则包括：熟练或技术劳动力的流失造成的生产力下降和教育、医疗等核心服务水平的下降，财富分配的差异加大，家庭成员长期分离带来的社会问题，疾病传播风险加大，等等。[ Leslie J.Bank, Home spaces, street styles: contesting power and identity in a South African city. London: Pluto Press,2011.]

　　在这方面，台湾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台湾，经济发展与工业化、与快速的城市化是同步发生的。尽管经历了交通阻塞、空气污染等都市疾患，但是，台湾避免了诸如大量的失业和贫民窟等问题，地区发展较为均衡，城市的序次-规模（rank-size）较为理想，移民融入城市也较为平顺。对于台湾城市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包括：持续的政治稳定性，民众对政府施政的信任和中国家庭的凝聚力。[ Alden Speare, Kezhi Liu & Ching-lung Tsay ,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ural-urban transition in Taiwan. CO: West View Press,1988.]

　　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城市地区的国家投入、飞速建设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拉力，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的承诺和缓解贫困问题的各项计划，在改变乡村地区面貌方面有可能会起作用。而从城乡之间联系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即移民劳动力对乡村地区在经济上、视野上、价值观念上的改变也颇为可观。[ 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另外，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但其户口登记等仍然保留在原地，从而在制度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排斥。[ Wong Tai-chee& J.Rigg (ed.), Asian Cities, Migrant Labor and Contested Spaces. London: Routledge, 2011.]

　　（二）土地利用模式

　　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更直接与居民的住房、交通需求有关，并影响到自然环境，包括空气质量、水质量、水供应，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与范围，等等。个体在其居所、工作地点等方面的决策所具有的群体效应、社区相互依赖等都对围绕着土地的经济与社会利益产生显著的影响。

　  整体地看，土地利用、产权等实践，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各具其独特性。例如，在广袤的美国西部，如何在私人财产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就是一个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William G.Robbins & J.C.Foster (ed.), Land in the American West: private claims and the common good. WA: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在墨西哥，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财政困难，政府在1992年通过法令，解除对所谓艾希瑟（Ejido）土地（即农村社区共有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原住民的土地）的管制，许可进行私有化，鼓励投资，希望加强农村地区的现代化。但是，这一私有化方案引起了族群的、阶级的冲突， 并引起了对于土地所有权、未来的土地利用模式、地方与地区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的关注。[ Maria Teresa Vazquez Castillo, Land Privatization in Mexico: urbanization, formation of regions, and globalization in Ejidos. London: Routledge, 2004.]

　　土地利用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决策内容，即在稀缺的土地资源的前提之下，如何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住处、交通手段，如何容纳人口增长、提高生活品质，等等，并主要采取财政补贴、利率优惠等针对特定发展模式的经济手段。

　　城市发展既有可能产生摩天大楼，也有可能是从城市中心区向外的延伸。目前存在着城市延伸或扩张（sprawl）与以精明增长（smart growth）为目标的两种相对立的发展和土地利用模式。

　　延伸发展是当前的一个核心的发展策略。其特征是，具有相对较低的城市集中度，新居住区、商店、工厂等分散分布。而由此产生的社会与环境代价包括交通拥堵、通勤时间长、紧急服务需要的时间长、环境受破坏等。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了反对延伸发展、以精明增长为号召、以结合工作与生活的宜居“花园城市”为理想模式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并在马里兰、俄勒冈、华盛顿、新泽西和佛罗里达等地作为经济发展决策得以采纳。

　　精明增长具有几方面的发展策略。一个是邻里社区的设计，即以窄街小巷、临街建筑、节能建筑、综合功能、方便的步行和公共交通系统、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和价格适中的居屋选择，等等。第二，各地区间的合作，包括税收的分担和分配，将公共资源从外部的郊区转向城市社区。第三，增长管理，即对地区发展的约束与管理，包括划分公共空间、环境保护区，整合交通投资和土地利用规划，旧工业区与商业中心的再利用，等等。第四，保护区域内的农田，提高土地利用率，使得农田成为城市景观和延续传统的方式，形成在大都市地区的“绿色设施”。[ John C.Bergstrom, Stephen J.Goetz& James S.Shortle , Land Use Problems and Conflict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solutions. London: Routledge,2005.]

　　此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住房都是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议题。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在曼彻斯特的飞速发展中观察到，大量移民涌入城市，造成房屋供应的绝对短缺和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当前，在亚洲国家，在城市化加速进行、人口密度急剧增高的过程中，住房问题成为居民首要考虑的问题，对政府治理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使得大量资金停留在住房供应部门，因此，经济的衰退、冲突与自然灾害等都有可能对世界某处的房屋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房屋价格的攀升，不动产成为财富集聚和增长的手段，更加重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Ray Forrest& James Lee (ed.),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east-we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2003.]

（三）城市经济与发展问题

　　城市经济学围绕着厂商与家庭的区位选择，研究既定的空间因素之下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经济增长、土地利用、贫困问题、种族隔离、住房不足、交通拥堵、污染、教育水准低、犯罪等。[ 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苏晓燕、常荆莎、朱雅丽 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不过，城市并非一个独立的界限分明的单元，而且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是一个空间组织形式，而且是整体经济发展的元素。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经济愈来愈让位于贸易集团或协约、市场整合消解各国间的经济阻碍的情况下，地区间、国际间贸易有被城市间贸易所取代的趋势。对于经济学的分析而言，城市，而非国家或地区，将是更有效的分析框架。

　　当前的经济与城市的发展都依赖于诸如金融与制造业服务、研究开发、规划和商业管理，以及一般的有关决策与控制等专门行动，使得教育、熟练从业人员和信息交换等成为关键，城市本身更被视为是经济创新与增长的发动机。

　　相应地，一个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大规模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会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即城市呢？这与阿尔弗雷多·韦伯提出区位理论时所关注的产业集聚现象有相通之处。研究者指出，城市的产生可以视为两种相对立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即集中的力量与散布的力量。在其过程中，城市一方面由行会、城市的政府、发展商等不同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企业家、工人和消费者们，则从集中带来的劳动分工中受益。而整个的城市，就是包含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利益和立场的均衡系统。[ Jean-Marie Huriot& Jacques-Fran?ois Thisse (ed.), Ecomics of citi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除了理论探讨之外，研究者们还从经验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即为什么某些地方产生的财富会多于其他地方？尽管在地区发展中有所谓的黄金四法则之说（即规模、位置、成本与特定事件），但是，这并不能解答财富在地区间分布不均的现象。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追溯，作者指出，财富的地区分布始终是不均匀的，这意味着城市及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成长之中，而各个地区的增长方式与动力来源不尽相同，人们始终在追寻正确的、或者说是妥当的增长策略，而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之中，城市发展之关键因素是人。[ Mario Polese,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Regions: why cities matter? IL: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9.]人的成长、教育水准和创造力对于绿色、可持续的新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在前述精明增长/新城市运动的背景之下，以社区为基础的、小规模、渐进的城市发展策略更获青睐，即，较高密度的居住方式、具有复合功能的人性化的街区、使经济活动贯彻至公共空间和更加容易取得，等等。[ Tim Sullivan, No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searching for an urban future in the great basi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0.]而小城市在保持其基本面貌的同时，还有可能成为文化消费和休闲产业的中心，特别是欧洲的城市，因其可持续性、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浓郁的文化气息，成为吸引全球旅游者的中心。不过，小城市若想成为文化与休闲中心，必须有一定的经济资源和规划能力。另外，对创新的研究表明，创意产业往往都以小城市为其基地。[ Anne Lorentzen& Bas van Heur (ed.),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mall Cities. London: Routledge,2011.]

　　（四）不平等与社会正义问题

　　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带来社会成员间的较为公平的分配结果。即使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西方城市当中，也存在着由于种种原因产生的城市贫困现象，出现由于种族隔离、失业和恶劣的居住环境等问题而发生的暴动等事件。

　　进入21世纪，研究者更关注所谓“深度的不公正”（thick injustice），即社会的不公正之复杂，已经不仅仅是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需要负起道德责任的问题，而需要从政治责任的角度去看待。原因在于，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往往被不同社会成员的缺乏协调的行动所复制甚至放大，也就是说，在城市环境之下，每个行动者依着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做出理性选择，但最后可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不公正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一定的政策协调与规划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城市中的社会正义问题。[ Clarissa Rile Hayward& Todd Swanstrom (ed.), Justice and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在社会正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立场亦具有深刻的分析力度。研究者指出，城市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系统、并反映着整体社会关系的构成，而且，这些关系反映着各种城市现象的结构与法则。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的社会正义与道德的概念本身，源自人的实践，而非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因此，社会正义是与整体社会运行相一致的。具体到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存在着自由主义的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划分。[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在西方后工业化的背景之下，城市化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新的城市贫困问题”。从整体社会结构来看，往往出现特定群体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例如，制造业的组织化的劳动力出现相对衰退，其原因是20世纪末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产业转型或外包，原有的工厂或车间停工，许多被解雇的工人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地位下降的群体，最终成为被主流社会抛开的边缘人群。

　　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较为强烈，但是，收入公平、机会均等等社会正义方面的要求也不容忽视。例如，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原有的城乡差距与制度阻碍、市场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剥夺与隔离，等等，造成了某些社会阶层或群体的边缘化；流动人口迁移过程、房屋市场、城中村、多维度的剥削、家庭居住的分离，由国家实施的最低生活标准计划和再就业培训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相当程度的制度性的边缘化相关。这种边缘化，使得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下降，并处于边缘地位，促成这种下降过程的往往是外在的、结构性力量。从整体来看，边缘化的发生，意味着社会群体之间更加不平等和极化（polarization）。[ Wu Fulong & Chris Webster (ed.), Mark Jayne (eds.), Urban Theory beyond the West: a world of cities, 2011.]

 　中国的城市化实践是在全球化和市场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城乡差异和人口迁移造成了城市化的基层动力，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格局等对城市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原有的社会福利模式在改革力量与市场机制的冲击下正在不断地寻求新的策略方向。从众多的中国研究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发展实践与其中的问题。[ Deljana Lossifova, “Shanghai Borderlands: the rise of a new urbanity?” Urban Theory beyond the West: a world of cities. Tim Edensor & Mark Jayne (eds.), London: Belhaven Press. 2011, pp.194-208; John R. Logan (ed.),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NJ: Wiley-Blackwell, 2001; Zhang Li, China’s Limited Urbanization Under Socialism and Beyond. Nova Science Pub Inc, 2004; Chen Aimin, Gordon G. Liu & Kevin H. Zhang (ed.),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Farnham: Ashgate Pub Ltd, 2004; Thomas J.Campanella, The Concrete Dragon: China’s urban revolu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NJ: Princeton Archit Press,2008.]整体来说，发展如何包容传统，成长如何兼顾人性，破坏是否能够创造性的一面，城乡差异是否将转变为贫富间差距与阶层间区隔，都涉及到城市化能否根本性地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中国能否变成真正坚实的大国等根本性问题。

　　另一方面，城市化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研究的视角。

　　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现代有三个社会潮流是紧密相联的，即城市的发展、全球化社会的创生和现代性的构建，它们在当前具体表现为第三次城市革命、全球化的晚期现代之潮、大都会现代性。[ John Rennie Short,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 2012.]在城市化背景之下，个体的处境与选择，传统与文化的承续或断裂、共存或冲突，经济机会、经济组织的流动与转变，政治的过程，等等，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当前社会研究的焦点。

　　城市化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集中聚居，科学、技术、交通等手段将更大范围内的人们联结在一起。城市地带越来越大的同时，地球相应地似乎变小了。然而，庞大的城市在其特有的美学的震撼力之外，也让人们更大程度地暴露于种种风险或危险之下。一种危险来自人口规模所带来的放大效应，特别是，当每个人出于个人的理性计算而进行选择行为时，其后果可能出乎其预料之外，这在房地产、金融等市场上并不鲜见。另一种危险来自大城市自身的脆弱，在一定意义上，大城市的每个基础性的环节都有可能成为阿喀硫斯之踵，特别是面临无法预测的、突发性的恐怖袭击或灾难性事件时，城市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其功能甚至无法运转。

  　需要指出的是，庞大并非伟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其身形，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为生活于其中的人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和公共空间、多样而包容的文化、便利而不断创新的技术手段，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的根本的发展动力源自人们内在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城市建设中规划者的作用，体现在对各种利益和力量的整合，城市化本身应当是一个社会诸行动者之间获知相互利益、立场，并达成冲突的和解与稳定，妥协、共存和共同发展的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