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文将“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五国的兴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

　　在国际学科领域，一个一直被学者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一个体系和秩序的建立、巩固、延伸以及国际化。冷战后的全球一体化和跨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挑战。尤其是美国“9·11”和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困境所带来的全球不确定因素，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世界是否还是围绕着“森林规则”胜者为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幽灵是否还存在？国际体系中“条约规则”的传统与冷战后强加的“价值规则”是否在金砖国家和第二世界崛起的时代重新在“条约”和“价值”之间磨合并重塑两者的关系？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对话语主导权的精辟分析和论述的贡献举世公认。在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论中，金砖国家的兴起引发了国际关系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思考和梳理。尽管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以及考克斯等学者依旧主张国家应该作为研究的主要单元，但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确实不足以解释当代世界秩序的塑造和重塑的进程。

　　笔者主张主导权是理解世界秩序的核心概念，金砖五国的出现将世界带回到主导权初始的形式，即本文提出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概念。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单一国家无法维持全球主导权，但没有一个兴起大国或国家集团能产生新的替代。因此，为了更好地诠释当今时代的主导权，对“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式”这两个在葛兰西主义的经典论述中貌似相互矛盾、实则并没有得以系统阐释的概念，本文希望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金砖国家以及“第二世界”的兴起所引发的学术讨论

　　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在他的《第二世界：帝国和新全球秩序的影响》中指出，随着美国的衰落，世界舞台上不会再出现某个单一的国家取代昔日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卡纳（2008a）的论述中，第二世界不是按照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来划分，即不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聚集的“空间”概念。在这个空间，既有贫穷的国家，又包括富有的国家；既有发达国家，又包括欠发达国家；既有后现代国家，又包含前现代的国家。卡纳（2012）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将金砖国家看作第二世界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不认为金砖国家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集团，但金砖国家以集团的方式出现带来了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更进一步说，尽管卡纳仍然坚守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视角，但他意识到了“地区大国”间关系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在他看来，世界新秩序更多地取决于地区范围的一体化进程而不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更多地受制于趋利的国家互动而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联盟。

　　由于人们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受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抛弃各种政治性主导权的制约，使得现有的主导权逐渐碎片化；主导权的新定义需要在相互依存的视阈之下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金砖五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相互依存定义为国家之间或国家内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本文中的相互依存不仅仅指对称的互惠关系，也指“付出与收益”的不对称关系。国家的角色由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来补充。安东尼奥·内格里和朱塞佩·可科（Negri and Cocco，2006） 对相互依存的逻辑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比如对拉丁美洲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两位学者给出了一个更为政治化的概念，即强调通过超越国家之间的差异来实现相互依存。对国家间相互需求的认知亟待通过对“后民族”视野的探索予以揭示，即政府不能单纯治理国家，而由于各国经济政治的相互渗透，政府更应学会如何领导国家与别国合作并去适应和管理相互依存。可以看出，从传统的单项依赖到相互依存不仅发生在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更出现在边缘国家之间。

　　“相互依存式”制衡单一权力中心

　　“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使得对主导权新概念的探讨成为可能，这正是笔者所主张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就金砖五国而言，这种认知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新型单个国家主导权的出现，更多的是通过制衡进而推动世界的多极化或避免单极主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盟的主导权作为历史上西方主导的一部分同样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已经让欧盟模式受到质疑）。因此，亚历山大·凯笛（Alexandre Kateb， 2011）等学者提出了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南方”国家的主导，即由于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以及实践上的失败，西方国家集团不能够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对世界的领导。

　　因此，本文将“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五国的兴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所产生的主导权。从新的多边世界的视角出发，相互依存式主导权作为一种不完整的、进程式的形式存在，维系其存在的基础在于国家或地区防范单一全球主导权风险的能力和意愿。由于国家利益、地区导向、共同的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的冲突之间的相互联结，使得“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互交织于世界秩序的塑造和重塑进程之中。

　　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当前的金融危机向我们揭示出它缺少葛兰西的“历史集团”来主导和领导世界，或者保持结构（经济）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融合。从这个角度讲，金砖五国是务实的例子。作为经济实力和覆盖人口总量都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集团，金砖五国尚未提出一套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使得历史集团实现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趋同。而这恰恰是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重要特征，即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实现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抗衡；另一方面又不足以形成新的有机且单一的主导权。进一步说，这带来了一种辩证关系，即新式的主导权建立在金砖五国制衡美国或欧盟主导权的相互依存基础上，与此同时，也在全球秩序中创造了一种相互依存。金砖五国对欧洲经济危机的救援的想法，虽然没有最终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金砖五国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它显示出颠覆传统的依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互依存的或象征或真实的潜力。另一方面，缺乏同一性也是一个内在的新特征，即国家的联合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超普世或超国家的形态，而是为了维持多元、进而求异的国家关系。

　　国际机制的创建和发展是载体

　　在考克斯（1983）看来，国家通过创立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而塑造并加固主导权。根据这一逻辑，机制的创建和发展对于制衡霸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为代表的主要的国际机制，其发展的历史更多地代表西方的主导权，因此，从逻辑上看金砖五国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变上述主要国际机制的功能和意义。举例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跃升至第三位，金砖国家中已经有三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步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最具投票权的前10个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2010年10月在韩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金砖国家一致决定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得金砖国家全部进入最具有投票权的10个国家行列。

　　此外，新的国际机制的兴起为现有主导权提供了另一种替代性的形式。尽管现有的国际机制都将其合法性建立在某种理念及其相应的政治实践之上，但因此即对金砖五国机制在其发展过程中缺乏意识形态的指责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