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不论是已具备现代性制度体系的早发国家，还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国家认同危机的实质都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

　　全球化浪潮的全面推进，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挑战，只有伴之以民族国家内部国家治理的失败，才会真正引发解构民族国家的实质后果。因此，完善国家构建、强化民主治理的绩效，才是民族国家破解国家认同危机的因应之道。

　　治理失效是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呈现出消解与重构、削弱与强化并行的特征。在政治层面，国际组织的兴起、全球性治理的趋势以及亚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引发了国家认同的纵向转移和横向分散。这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公民身份的多重化，难以确认自己所属的单一共同体并对之心怀归属感。在经济层面，资本的全球性流动约束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市场力量的全球扩张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市场的一体化更是带来了经济危机的一体化。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背后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经济型共同体与利益型原子化个体的结合消解了有关国家的整体性观念。在文化层面，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强化了各个文化共同体内民族认同的建构，往往表现为非西方国家对所谓西方的“普世主义”的反抗。但即使是一直稳定而强烈的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面临着国内移民文化、非英语语言体系、非基督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挑战。

　　然而，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只是增加了民族国家治理的范围和难度，是认同危机的诱因和恶化的催化剂，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自身治理的失效。对于那些已具备现代性制度体系的早发国家来说，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已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前提——基于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宪政体制，也具备了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公民意识，公民身份的认同及其制度保障较之于族裔认同更具有优先性。而对于许多后发国家来说，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持久的内在张力，极有可能使国家陷入体制性失败、结构性失衡、文化价值失信与合法性危机相互交织的治理困境。但不论是已具备现代性制度体系的早发国家，还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国家认同危机的实质都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

　　“四位一体”重构国家认同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是民族国家内部治理失败和全球化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着手，削弱全球化的不良影响，改革国内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提升良善治理的能力。

　　（一）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首先是建立公民身份和公民权的保障制度体系。其次是探索以治理民主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基于后发国家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构建行政权主导的治理民主模式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和获取公民政治认同的主要方式，具有高度可行性和操作性。再次是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国家机构建设，为民族政治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组织化的保障。最后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创新、完善执政方式，作为获取和强化公民的政党认同、公民认同以及少数民族群众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二）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建构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保障了国家整合功能的实现，强化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各族人民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长期隐藏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一是要大力发展社会民生，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工程，让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二是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正义，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三是发展和完善慈善事业，规范和助力社会慈善组织功能的实现。

　　（三）发展民族文化，加强价值整合，丰富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在尊重各民族、各地区多元文化发展需求的同时，要通过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制度的整合，构建在民族认同之上的统一的国家文化认同。这首先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国性的文化认同基础；其次需要培育基于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基础上的现代公民文化；再次需要改善国家的文化整合方式，主要包括丰富公民教育内容、创新公民教育方法、鼓励不同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缩小文化差异；还需要发展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和作用等。

　　（四）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格局是祖先留给当代人有关国家认同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国家认同就是在中华民族的认同基础上建构起对国家政治结构的补充性认同。社会性共同体不一定具有政治性，但在公共空间不足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可能对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分流作用。应正视社会性共同体对整个社会结构改良的积极作用，在规范其行为的同时创造其运行的平台和空间。对于地方区域性共同体，需要在尊重地方治理自主性的基础上重新设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和明晰两者的职能。而对于超国家共同体，民族国家应正视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在区域化一体化和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积极影响，促使超国家共同体功能的积极转向。

　　（作者王卓君系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何华玲系苏州大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