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在政治层面的制度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我国已经确立起了以追求公益、敬畏民意、促进和谐、尊重才德、避免纷争、衡平价值、注重结果为特色的政治制度优势;另一方面来自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层面正确处理了公益与私利、多数与少数、一致与多样、精英与大众、信任与监督、中庸与侧重、结果与程序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对我国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深入认知与全面把握基础上的制度自信。

　　自信不仅需要外显的客观成功，也需要内隐的主观自我评价，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交互作用的一种心理现象。客观的成功需要得到社会承认的以事实为基础的成就或业绩作为支撑，主观的自我评价是主体自我凭借自知之明对客体自我的认识，既包括对自身的能力、价值及优势的正确估计与肯定性判断，也包括对自身劣势、局限性的清醒认识。自信通常不是源自对自身完美无缺的评价与认识，而是建立在正确认识自身优势与劣势基础上的，是一种自我认识、自我控制的能力与素质。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层面的制度自信，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出的决策及政策的执行在满足人们需要或诉求方面取得了社会共认的成就与绩效。

　　制度自信，除了要以制度实践层面上的客观成功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必须从主观上对制度本身的优势确立自信。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是必须要具有一些制度优势的，并且需要有知识、思想和信仰为它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提供支撑。因此，制度自信，首先是对制度背后的文化价值的自信。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极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同中华民族精神相贯通，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原理能够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相契合，并运用具有共通性的文化价值来规范我国政治领域体制机制的运行，从而凸显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特殊的制度优势。

　　自信源自对制度优越性及其价值观基础的肯定

　　公益政治。中国古代崇尚“天下为公”的观念。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向与目标，也是中国古代“尚公”理念的历史延续与现代升华，它体现于新中国成立后具体的制度设计之中。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同时宪法还规定，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政治不受少数人操纵，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以追求公益为目标的，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突出表现。

　　民意政治。古代民本思想中包含着统治者必须回应社会整体性愿望与要求的民主意愿，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近现代中国，民本思想都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在半封建体制被推翻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人民主权的思想，民意作主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曾经说过：要始终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①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②

　　和谐政治。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为无对，追求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宇宙的和谐。“无对”不仅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也是中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原则。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谋求社会政治和谐，是当代中国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规范，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多项制度安排之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在张明澍承担的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情调查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中指出，喜欢协商民主的中国人与倾向于表决民主的中国人之比，是64.7%比18.2%。该调查分析指出：“协商的民主，比较符合中国文化追求和谐的特征。”③

　　精英政治。中国为政者的道德禀赋是治国安邦的资质，也是能够为民作主的前提。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尊重和依赖具备比自己更高才德的人。因为他们能够爱民敬民，更好地代表及维护百姓利益。中国共产党重视党内民主，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政党中，还从来没有任何政党像共产党那样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并且，他们能够在代表、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由于政协委员中也有大量的社会精英人才，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协商民主的作用，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信任政治。性善论维持了中国人对国家的一种“信任”取向的价值观念。中国的老百姓基于对儒家型政治家自我约束能力的信任以及政治家对人民福祉的承诺，通常都会很和顺，不造反;但是当这种信任一旦失去，造反起来也很彻底。这就是儒家“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获得人民在政治上的持续信任，是需要理由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向世人昭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明确载入了《宪法》。正是基于信任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的，避免了西方国家因党争及执政地位频繁更替导致政策缺乏稳定性，难以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的问题。

　　中庸政治。中庸是儒家处理政治关系和作出政治决策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强调“过犹不及”，反对做事走极端，主张任何事情都要遵循一个适当的“度”。为了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避免“过”和“不及”两种极端民主类型，中国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在实行过程中要坚持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民主与集中、权利与义务的统一。④为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把握好权威、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实用政治。《论语·里仁》中讲：“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是盲目排拒，也不是盲目倾羡，而是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以正当合理的标准进行取舍。中国共产党将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运用于政治领域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与优势：

　　第一，重视社会政治结果，通过结果证明其手段的合理性。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

　　第二，对外来政治文化具有包容、借鉴能力。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学习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追求公益(公益政治)、敬畏民意(民意政治)、促进和谐(和谐政治)、尊重才德(精英政治)、避免纷争(信任政治)、衡平价值(中庸政治)、注重结果(实用政治)等方面，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的确具有制度优势。

　　自信体现在对制度局限性的理性认识

　　执政党的制度自信，除了来自于对制度优越性及其价值观基础的肯定，还体现在对制度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以及明确的改革思路上。辩证地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无论哪种政治体制，都有其优越性与局限性，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概莫能外。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封建主义残余的结合给我国政治体制造成的严重危害性。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下述几对重要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制度局限性的清醒认知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公益与私利。中国政治重视公共利益，相对忽视私人利益。受这种文化价值偏好的影响，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可能会在尊重与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方面出现偏差。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多数与少数。相比“统一的意志”、“集体的智慧”，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是微不足道的。重视民意并不一定要轻视少数民众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同时，提出“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这是体现尊重多数意志，同时也顾全少数权利的改革性思维与做法。

　　一致与多样。和谐是在承认多样、差异的基础上达成的一种融洽、包容的社会关系。和谐不是不顾差异、否定多样性而单纯追求一致性，它是以包容性为基础。十八大报告中体现出了在我国政治领域科学协调一致与多样关系的政治智慧，其中强调：“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等。

　　精英与大众。中国政治重视精英人物的才德在政治上的作用，但是否会相对忽视大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性。194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⑤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近年来党代表选举工作重心下移、将结构比例向一线倾斜已成趋势。统计显示，近年来党代会基层党员代表的比例，从十四大时的22%、十六大时的24.3%，增加到十七大时的28.4%，十八大进一步提高到30.5%。⑥

　　信任与监督。政治信任是中国政治的基石，但不意味着权力不需要接受监督，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针对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中庸与侧重。为了避免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走向极端，同时也避免陷入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同时，着重强调了保证与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性目标，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结果与程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中国政治重视结果与效率，但如果缺乏法律程序约束和健全的责任追究制度，高效率的决策与执行体制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工作失误。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注释】

　　①《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

　　②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③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2012》，北京：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3～284页。

　　④李铁映：《论民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页。

　　⑥刘杰主编：《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3年》，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5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