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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规范到中国视角中国东方文学研究特色渐显

作 者:记者 孙妙凝       来 源:2013-7-12 《中国社会科学报》
    今年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周年。东方文学源远流长,从古代的日本俳句、印度史诗、阿拉伯民间文学、波斯神秘主义诗歌,到近现代的泰戈尔、川端康成、奥尔罕·帕慕克等一批东方作家的优秀作品,东方文学在国际文坛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现状如何?近年来有何新突破与新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东方各国文学研究不均衡

  如何界定东方文学?这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糅合了意识形态因素和地理区域因素。一般而论,在中国,“东方文学”是指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文学。也有学者提出,犹太文学的现当代部分不包括在内。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表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发展很快,成果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很多领域的研究比以前有明显进步。一些中文和外文基础都很扎实的中青年学者成为研究主力。

  王向远认为,就国别研究而言,最繁荣的是日本文学研究,这主要是受大众阅读趣味的影响;其次是印度文学研究,尽管研究者不多,但有一定传统,成果丰富,高层次研究很多;再次是阿拉伯文学研究。近年来,韩国文学研究异军突起,韩国通俗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都在有序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穆宏燕表示,我国学界对东方各国文学的研究十分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日、韩、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色列等几个受关注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研究情况则不容乐观。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认为,东南亚很多民族的民间文学和口头传说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而我国学者的关注尚不充分,这主要是由于研究力量不够充实。

  即使是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印度文学和波斯文学领域,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王邦维举例说,如印度法定的语言就有十几种,每种语言使用的人都很多,且都有文学作品,而我国学者在古代方面侧重研究的是梵文和巴利文的文学,现代方面则仅侧重于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文学,其他语言的文学则几乎没有涉及。

  比较研究强势崛起

  随着东方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超越国别文学研究,走向跨学科比较研究,体现出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

  穆宏燕向记者介绍了东方文学研究近年来多方面的创新性突破。第一,初步为比较诗学多元化搭建起了平台。长期以来,比较诗学研究主要是中西诗学比较,近年来随着印度古典诗学和波斯古典诗学研究成果的问世,东方诗学被纳入比较诗学的视野。第二,在比较神话学方面,突破神话研究的既有范式和西方中心主义束缚,反向探寻古希腊文学所受到的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展现了全新视角。第三,着力研究东方文学的西传。基于东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交流、影响和沟通的事实,重点研究东方文学,尤其是阿拉伯—波斯文学对西方近代文艺复兴的影响,呈现世界文学发展的真实进程。第四,梳理东方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学术史,现在已经纳入学术史工程的东方重要作家作品有《芥川龙之介学术史研究》、《泰戈尔学术史研究》、《希伯来〈圣经〉文学学术史研究》。

  王邦维认为,我国学者的长处在于善于考察中国和东方各国的交流与联系。比如日本文学早期受到中国很大影响,很多文学作品是用汉语写成的,越南、朝鲜也是一样。考察此种互动关系能够在视角上有所创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主任魏丽明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东方文学研究从以翻译、评论为基础的国别文学研究阶段发展到东方总体文学研究阶段,上升到区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层次。罗摩故事在东南亚的流传、印度两大史诗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文学和世界文化圈的关系等都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选题。

  “东方文学的国别研究走向区域性研究和比较研究,这是必然趋势。”王向远告诉记者,东方文学研究是一种关联性研究,有了区域性和全局性眼光,研究就上升到更高层次。也只有做总体把握,才能对国别文学有纲举目张的把握感。目前西方学者更倾向于国别研究,相对于19世纪而言,总体把握东方的能力在不断丧失,而中国学者则在这方面不断进步。

  东方文学研究应体现中国特色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学已有一定传统,但也往往抱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对于中国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如何打破西方预设的学科规范,体现中国特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宝生认为,所谓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更多地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从前学界更多地是被动地将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如今东方文学作为比较研究的主体也逐渐被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

  魏丽明对记者说:“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往往以他们为标准审视东方的存在。一些学者给东方强加了一些概念,比如将东方界定为神秘的、边缘的、非理性的、远古的、异质的。”她表示,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东方学者应当对自己的文化恢复信心,对本土资源要在了解的基础上集成,并适当地“送出去”,恢复其应有的对文化传承的意义。

  穆宏燕认为,应从世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认识东方文学。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共同组成了世界文学,上古和中古时期是东方文学影响西方文学,只是近现代以来,在话语权力中心转移之后,西方文学才对东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方文学学科在重视自身的深度研究的基础上,更应该深刻地梳理东方文学和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在东方文学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上的新突破,正在打破西方预设的学科规范,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王向远则表示,尽管西方学者奠定了东方学的研究基础,但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能简单模仿,也不要急于求得国际认可,而应对已有的古典文本进行翻译,对东方的古典和现代文学进行系统研究,脚踏实地走出自己的路,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