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有最大量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有最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作为曾经计划经济国家，旧体制隐性失业显性化需要创造大量新工作岗位加以消化。三重因素叠加，使我国面临极具特色的就业转型挑战。

　　第一点特征是，数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转移农民工数量从1985年6000多万增长到上世纪90年代初超过1亿门槛，2005年超过2亿数量大关，最新2011年数据达到2.538亿人。农民工中外出打工与本地打工占比1985年分别为12%和88%，经不断演变近年大体稳定在36%～37%与63%～64%上下。

　　随着劳动力转移持续，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从改革初期七成以上降到目前约35%。结合“东亚四小”和OECD国家经验，观察我国农业劳力增量变动趋势，可预计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仍将长期持续，未来20年农业劳动力比率有望逐步下降到接近10%。不过就年均转移规模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洪峰期正在甚至已经过去。

　　第二点特征是，乡村劳动力变动和非农就业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具有显著联系。数据显示，虽然农业劳动力趋势性减少，非农就业趋势性增长，然而二者消长相对规模和速度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存在显著联系：在宏观高增长和通胀年份，一产就业减少较多而非农就业增长较快；在紧缩调控低增长年份，一产就业减少和非农就业增长都相对较慢。

　　上述经验证据提示，在替代劳动力的农业技术进步速度短期受到制约背景下，可能因农产品需求上升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偏快导致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由此推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并成为一般物价指数（如CPI和GDP通缩指数）上升的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点特征是城镇失业率变动凸显旧体制转轨对劳动市场和就业领域的冲击。把官方城镇登记失业率加上下岗人员数得到调整城镇失业率，过去30多年该指标值的演变轨迹呈现一低一高两个峰值。第一个较小峰值发生在改革初期，主要是知青政策改革派生数百万知青回城潮给劳动市场带来冲击，1980年前后城镇失业率相对上升约1个百分点。第二个峰值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企业改革派生上千万下岗人员把城镇失业率推高好几个百分点。

　　大体平顺地化解计划体制隐性失业显性化难题是重大成就，不过转型阵痛客观上使很多下岗人员承受较多损失甚至不同程度伤害。政府当时在促进再就业和补助下岗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然而由于财力有限难以达到比较充分合理补偿。如今公共财政能力今非昔比，笔者认为可回头考虑这个历史形成问题，用适当方式对当时利益受损群体追加补偿。这不仅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也有利于排除干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第四点特征是晚近时期劳动市场多年出现“民工荒、用工荒、招工难”现象。21世纪初以来间歇性“民工荒”已演变成多年持续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城市劳动市场求人倍率从世纪初大约0.6-0.7上升到近年1上下。2012年春节后媒体对各地用工市场报道，更是描绘出“东南西北中，无处不缺工”的不无夸张情景。“用工荒”、“招工难”之类现象，其真实经济学含义始终是“市场机制为农民工涨工资”，长期效果是倒逼结构调整。

　　估测数据显示，过去30余年农民工工资增速大体可分“两慢两快”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增长较慢，从80年代初不到100元上升到80年代末约200元上下。二是90年代前期增长较快，从90年代初200元左右上升到90年代中期500多元。三是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年增速较慢，2000和2001两年均值至600多元。四是晚近时期较快增长，2011年达到2045元，是十年前三倍多。采用消费物价指数调整的实际工资，过去十年也年均增长8%～9%。

　　第五点特征是近年劳动市场呈现相对低端员工短缺而较高学历和较高端工种求职困难的结构性问题。数据显示，虽然城市劳动市场总体求人倍率趋势性增长，但是区分教育背景和高低工种的工作岗位求人倍率呈现分化趋势。如2011年城市职介机构低学历组对象求人倍率在1.1以上，高学历组则在0.9上下；较低端工种求人倍率在1.2上下，高端工种约为0.9。

　　除人口结构变动与高校扩招等方面原因外，劳动市场近年矛盾也体现汇率利率等开放经济相对价格尚未理顺导致增长方式偏于粗放的影响。例如与宏观增长外向依赖度偏高失衡相联系，我国新时期就业扩张过度向可贸易部门倾斜。估测结果显示，2002-2008年制造业就业增长约3400万人，占同期总就业人数增长9成以上。这虽有利于缓解早年失业压力，满足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就业需求，但同时也加剧我国就业结构中工业比例偏高问题，助推相对低端用工短缺矛盾。早年制约汇率和宏观政策调整原因之一是担心就业问题，现在就业形势发展本身要求调整汇率和宏观政策。

　　我国就业转型已取得化解旧体制转轨释放失业压力和实现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两大成就。我国就业转型进程仍将长期持续，不过从数量扩张单维度指标看，这一进程的最高潮阶段已经或正在过去。未来就业政策应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并与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和人口土地等深层改革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