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中文版首发。该报告的主要研究者雨果霍兰德斯 罗克 苏特都是联合国大学马斯垂克经济与社会科技研究中心（UNU-MERIT）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员，他们对知识的密集型增长有深入的研究，本报特编发他们的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十年间特有的宏观趋势

　　1996—2007年是全球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的独特历史时期，这一“飞速增长”是由新的数字技术和许多大国登上世界舞台所推动的。但是，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房地产业引发的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这一发展势头也因此骤然停止。这场全球经济衰退对知识投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过去10年所特有的一些宏观趋势。

　　首先，宽带、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新数字技术价格低廉、使用方便，这些加快了最佳适用技术的推广，优化了研究组织的内外部环境，从而促进了公司将研究与开发（R&D）中心移植海外。然而，不仅仅是信息通信技术（ICTs）的推广促成了更加透明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像在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管理着国际知识流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组织机构的成员不断增多和进一步发展也加快了关键知识的获取。目前，这一环境体现在各式各样的资本和组织形式的技术转让上，其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许可证以及其他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传播。

　　其次，各国在经济增长和知识投资方面已经迎头赶上，这一点从各国对高等教育和研发的投资方面可以得到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科学和工程类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例如，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对研发的投入也比以往有所增加。俄罗斯和其他一些中东欧国家等转型经济体也出现了这一发展趋势，而且逐渐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投入水平。

　　再次，全球经济衰退已经首次对过去的南北技术贸易（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增长模式发起了挑战。全球经济衰退似乎越来越多地向西方的科学和技术（S&T）优势发起了挑战。正当欧洲和美国努力走出衰退的阴影时，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却经历了国内增长持续，并且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有所上升。这些新兴经济体曾经只是加工活动外包的基地，而目前却正在朝着自主加工工艺开发、产品开发、设计和应用研究等领域迈进。中国、印度和少数其他亚洲国家连同一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将国家目标的技术政策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为此，他们恰当地运用了货币和非货币激励措施以及开展了体制改革。在过去5年时间里，东亚国家迅速成长的大学向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大学的许多学术领军人才都提供了职位和大量的研究经费。

　　总之，实现知识的密集型增长不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高度发达国家的特权，也不再是这些国家政策制定的特权。价值创造越来越多地依靠更好地利用知识，不管是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价值创造的形式和价值创造的来源。

　　全球经济衰退是否对知识创新不利

　　全球经济衰退可能会对全球知识投资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研发预算往往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削减。研发支出的下降转而会影响专利和出版物，但由于管道效应可能会掩盖大幅波动，故这可能在较长时期后才会发生，而并不那么直接地影响科学产出。至于劳动力教育发展趋势方面，这个领域往往会更少受到短期失真的影响。

　　2007年，巴西的工业生产比其长期水平高出10%，而2009年第一个月却急剧下降了大约85%。印度和欧元区的工业生产只是暂时放缓（大约从103%下降至90%），预计复苏会非常强劲，足以将其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到其长期趋势之上。但是，2010年6月的数据却又表明，其复苏速度正在放缓，正引起对可能出现“二次探底”情况的担忧。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第一次复苏迹象是在2008年10月—2009年3月出现的。总的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首先开始复苏。另一方面，对于巴西和印度来说，由于其在相当长时期内工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事实上，2008年7月—2010年3月，巴西和印度的工业生产低于其长期趋势。就好的方面来说，多年来，这些国家的国内研发总支出一直在追赶发达国家。因此，人们更多的是预计这些国家不断增加的研发强度会暂时降低，而不是显著下降。

　　至于那些世界上最大的研发密集型企业，2009年的间接证据显示，美国大多数大型研发公司都削减了 5%—25%的研发支出，只有少数研发公司增加了 6%—19%的研发支出。但总的来看，美国和欧盟最有可能将他们总的研发强度保持。

　　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第一，国家与国家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的差异仍然十分惊人。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距这些年来一直在扩大，造成富国和穷国之间在过去150年来收入水平上出现“极大差距”。经济增长差距的根源可能被认为是由长期以来知识投入水平的差异所引起的。即使是在今天，美国的投入仍然比八国集团其他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世界80%的顶级大学也都在美国。

　　在过去10年，这种情况受到了挑战，主要是因为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使得编码知识在全球范围内更容易获得。确切地说，一些发展较早的国家，例如韩国，自20世纪以来，通过首先发展其工业能力，然后发展信息技术，一直在稳步追赶。

　　第二，过去5年，是美国的领导地位开始受到挑战的5年。全球经济衰退确实加快了这种趋势，不过，要在数据中充分考虑这种情况还为时尚早。与巴西、中国或印度相比，美国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因此，使得这三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快的进展。在全球经济层面，我们似乎正处于知识促进增长模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边缘。这从来自新兴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登上世界舞台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些公司正在进入广泛的领域，从炼钢、汽车制造和消费品生产等成熟行业，到制药和飞机制造等高技术产业，不一而足。这些新兴经济体中的公司越来越多地选择跨国并购，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技术知识。

　　第三，“全球知识”储量的增长，包括新的数字技术和生命科学或纳米技术的发现，正在为新兴国家创造极好的机会去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那些具有充分吸收能力和效率的经济体，有关技术差距的旧有观念现在可被认为是一种恩赐，从而让他们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落后国家可通过开发大量未开发的技术并从更低风险中获益，比早期的技术领导者发展得更快。由于无线通信和无线教育（通过卫星等）、无线能量（风车、太阳能电池板等）以及无线健康（远程医疗、便携式医疗扫描仪等）的发展，他们已经在设法跳过20世纪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昂贵的基础设施投资。

　　随着知识的增长，其他因素也正创造出独特的优势。中国和印度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快速增长，加上农业和小企业中的大量剩余工人，在使用最先进技术替代陈旧设备中的相对收获以及新技术投资中的溢出效应，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人们还越来越认识到，在谈到制定成功的发展战略时，发挥作用的是创新体系各要素知识组成部分之间的系统“一致性”。在许多主要中高收入国家，科技政策正明显转变为科技创新政策。这正推动各国抛弃从基础研究开始到创新结束的线性方式的思维逻辑，走向更为复杂和系统的创新观念。大学与产业合作、杰出的研究中心和竞争性研究资金在那些寻求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中越来越受到欢迎。

　　第五，在科技创新政策中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绿色技术日益重视。这不仅体现在清洁能源和气候研究方面，而且还反映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主流方向。例如，空间科学技术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

　　当前国家科技新政策面临一个完全崭新的全球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政策重点正受到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信息传播和再生产的边际成本急剧下降，这造成世界地理边界对研究和创新活动的制约越来越小。知识积累和知识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将越来越多的新成员纳入其中并对早先建立的研究机构及其地位造成威胁。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研究和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与可能稍微简单的推理相反，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一个平面的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研究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存在明显证据表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内部出现了与以前相比更为集中的知识生产和创新，造成知识在各国的发展速度也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