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来的改革，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迈过了4000美元的门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私人产品短缺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1]。

　　与此同时，令人担忧的是，在这种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结构性的矛盾和紧张状况变得愈来愈突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严重滞后，公共产品短缺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拉大，“权利”与“权力”、“维权”与“维稳”、“上网”与“上访”相互博弈的现象日益增多，老龄化加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冲突和群体利益冲突频发，利益格局固化等一系列问题正在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如何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如何分析和看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分析与选择，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经过多年的理论与方法准备，从今年开始，我们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开展“中国社会景气指数”和“社会信心指数”研究。这次调查于2012年5月开始实施，样本量为8070，推论的总体是我国16岁以上在城镇居住的人口。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目前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形势，而且可以与经济景气指数“相得益彰”，更为全面的把握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状况，使我们的政策制定有一个全面、可靠的数据基础。

　　在我们的这次调查中，社会景气主要是指人们对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结构环境良好与否以及是否得到改善的一种主观感受，这些感受可通过人们的满意度水平、相对剥夺感状况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行测量。社会信心则主要是指被访者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物价、教育、社会保障、治安、食品安全、社会公平公正、就业和社会风气等宏观层面以及对个体的收入、住房、工作、健康、发展机会等微观方面的主观感受进行综合判断后得出的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和预期。

　　尽管社会信心与社会景气都是人们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但是两者之间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社会景气研究的是人们对目前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与看法，而社会信心则是在人们对目前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与看法的基础上分析人们对这个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

　　我们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数据分析表明：

　　1. 目前中国社会景气指数为63，社会信心指数为75，人们对未来的发展预期较好。其中，宏观层面的社会信心指数为72，微观层面的社会信心指数为78，均处于较好水平。如果将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心指数分别划分为三个层级，表示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水平状况（0-33表示“较差”，33-66表示“一般”，66—100表示“良好”），那么如图6.1所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明显好于对现状的评判。这些数据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人们对目前社会方方面面的状况有诸多的不满意，但是，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仍然充满了期待和希望，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2．如果把社会景气指数的三个子量表展开来分析，我们发现，人们在个体层次上的满意度（均值为63）要高于在社会总体层次上的满意度（均值为58）。在社会总体层次的满意度中，人们最为满意的前三项依次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的治安状况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人们最不满意的后三项依次是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状况和环境质量状况。在个体层次的满意度中，人们最为满意的前三项依次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人们最不满意的后三项依次是社会压力、个人收入水平和住房状况；在相对剥夺感子量表中，人们在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相比时对自己的评价要远低于与单位中相比时对自己的评价，人们在现状上的相对剥夺感要强于对未来预期的相对剥夺感，从现状出发，人们在经济地位（82%的受访者）和社会地位上（78%的受访者）的相对剥夺感更多具有“地位一致性”特征，在对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现实满意度与未来预期比较上，更多的人们认为未来会变得更好（在经济收入上，57%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好，只有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差；在社会地位上，39%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好，只有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差）；在对政府的信任度子量表中，人们对政府总体层面的信任度高于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人们对政府总体层面最为信任的是政府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56%的受访者认为很信任和较信任）；对政府职能部门最为信任的是法院（56%的受访者认为很信任和较信任）。

　　3．受访者对社会微观层面的信心普遍好于对社会宏观层面的信心。其中对社会宏观层面各事项信心最为充足的是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包括学校、医院、银行、商店、通信等）（65%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信心相比不足的是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的改善（42%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对社会微观层面各事项信心最为充足的是家庭关系状况的改善（65%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信心相比不足的是社会地位状况的改善(39%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这个数据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人们对目前社会方方面面的状况有诸多的不满意，但是，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仍然充满了期待和希望，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4．受访者对未来三年的社会总体信心明显好于人们对现状的评价，说明受访者对社会状况的改善有着良好的期望。比如，人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63%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教育水平（59%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社会保障水平（59%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治安状况(57%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医疗服务(56%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等方面在未来三年都会得到较大的改善。与这些方面相比，人们对环境质量(21%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差)、物价水平(31%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差)和食品安全(20%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差)的改善信心不足。这需要政府在调整相应的社会政策的时候，充分注意大家在这方面的主观感受。

　　5.社会关系的和谐状况影响受访者对社会景气状况的认知与评价，那些认为社会总体关系、不同群体间关系更为和谐的受访者对当下的社会景气状况也更为满意。多数受访者对当下的总体社会关系状况比较满意，但同时认为，贫富关系（认为穷人与富人关系和谐的比例为14%，不和谐的比例为45%）和干群关系（认为干部与群众关系和谐的比例为20%，不和谐的比例为28%）仍趋于紧张。这些状况的存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恶化了社会环境，影响了人们对国家社会景气状况的评判。

　　6. 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愈高，他们对社会景气状况的评价就愈积极和正面。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数据中所表现出来的“地位一致性”特征：即人们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教育水平以及职业声望之间呈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和正相关。在一般的意义上，一个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地位的不一致性，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而一个地位一致、阶层定型、结构固化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的社会，一旦形成某种意义上“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社会态势，将不利于我们的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的政策调整一定要充分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最近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建立大病保障制度，推进医疗改革创新等，无疑会大大改善目前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环境。

　　7.我们观察到，对社会景气的总体评价，经常在网上论坛、博客、微博等发表评论或转发消息的受访者比不经常上网者要低。我们同时发现，与主要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方式获取信息的受访者相比，那些主要以网络、手机信息等现代媒介为主要信息获得方式的受访者对社会景气的评价明显要低。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网络化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与速度，使人们有可能从正反两个角度、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迅速地放大与传播信息，这既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一方面，网络使人们找到了一个参与以及发表意见的渠道，在事实上起到了实践社会参与，通过“网络民主”吸纳和整合不同群体诉求与利益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同时也使得人们找到一个宣泄与放大极端情绪的虚拟空间与舆论平台，引导得当，就会起到“安全阀”的积极作用；引导不当，就会使极端的声音更容易放大与传播，形成一种可怕的“网络暴力”，进而威胁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些都说明，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对人们行为与主观感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并以此作为我们研究与实施制度安排的依据，都会使我们的行为造成偏颇和失误。

　　总之，我们报告中的数据反复说明，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欣欣向荣”与“严峻挑战”并存的中国。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欣欣向荣”主要还是我们国家宏观的经济发展与增长，人们主观感受到的“严峻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发展滞后所带来结构性紧张。如何理性地面对严峻挑战，按照变迁与发展的自身的逻辑与规律，来处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如何冷静和实事求是地评估我们的成绩，在发展中凝聚共识，并进一步地推进我们的社会发展，这不仅是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群体与个体的责任。我们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