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书的解读与写作规范得到了何珊君老师、渠敬东老师和应星老师的帮助，得益于与同窗刘然、齐群、桑迪和杨春垣等同学的讨论，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曾惊呼“第三波市场化已经横扫世界，它摧毁了以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保卫社会而费心竭力建造起来，以反对第一波和第二波市场化的那些壁垒”（布洛维，2007：58），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国内外的各种原教旨主义实践。今天的现实让我们不禁返回到70年前问世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重新挖掘卡尔·波兰尼对19世纪文明崩溃的解释所具有的价值。

一、背景、主题与方法

卡尔·波兰尼在写作此书之前，参加过劳工教育计划，接触了马克思、韦伯和莫斯等人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也与卢卡奇、桑巴特、曼海姆等人有过交往。关于波兰尼与马克思的思想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布洛克（Block，2003；布洛克、萨默斯，2007：81）有专文予以说明布洛克提及，波兰尼反对第二共产国际的“进步的必然性是由人类发展预先决定的”的观点，也与第三共产国际强调的革命行动保持距离。他还提到了20世纪30年代波兰尼与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复杂关系，并指出波兰尼对青年马克思的解读与他对社会主义和工业革命的看法不无关系。在另一篇文章中布洛克把波兰尼称作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强调了他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布洛克、萨默斯，2007：81）。而当时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阵地，他们往往从个体的动机出发来进行经济分析，还隐隐地带有功利主义的传统。尤其是波兰尼在此作中提到的米塞斯对干预和计划更是避而远之（波兰尼，2013：254）。当时的欧洲经济滞缓、战火遍地，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使人类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面对这一现实，被人们称为所谓的两大“截然相反”的论敌——哈耶克和波兰尼都在1944年做出了回应，鉴于把握不深，此处不作对比。

在《巨变》中，波兰尼开篇就直奔主题，“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本书所讨论的就是这一事件的政治及经济根源，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转变。”（波兰尼，2013：51）不过这里作者还没完全道尽他的关怀——自由何为、何以可能的问题。

为此，波兰尼采用了制度结构分析的视角。他认为，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上：均势制、国际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场制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其中最为关键的自律性市场制培养了一个特殊的文明，这个文明有一种把图利动机作为其基础的经济。波兰尼给出了一个有待厘清的论点——“这个剧变的起源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去建立一个自律性市场之制度的空幻努力之上”（波兰尼，2013：91）。那么波兰尼是如何批判“自律性市场”神话的呢？

二、人为的“市场经济”

波兰尼并不用自律性市场经济失败的例子来抨击自律性市场的理论，因为人们无法批驳其理论逻辑。但他提醒人们，历史上经济的实际运作并不像这个理论宣称的那样——市场在其建立之后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依价格机制自行运作，而是认为“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的乌托邦”（波兰尼，2013：52）。自律性市场经济从来就未实现过，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市场和市场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第二，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形成都是在外力干预下而形成的。第三，市场经济的运行并不是自我调节的，会受到社会自我保护措施的干预。

（一）市场经济以前的经济制度及市场的形成

市场经济，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宣称，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调节下的经济体系，由价格来保证经济秩序，它建立在人的图利动机（gain）或“经济人”假设上。但是，波兰尼指出这是一种经济学偏见，图利并不是人的秉性，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经济制度时不仅要面对市场，还要面对各种社会制度。

为了避免混淆，波兰尼把经济区分为两层含义：形式含义和实质含义（博兰尼，2002：33）。前者指的是一种“与目的相关的手段选择”的逻辑，也涵盖了道德选择的手段和目的。只有当因为手段不足而选择时，才会变成形式经济学的选择理论。波兰尼强调经济的实质含义这一层次，它来源于经验意义上的经济体。经济体被定义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institutedness process），它不断提供满足需要的物质手段。经济过程是各种属于生态、社会范围的经济要素的互动，其前提是个体动机必须是从社会制度条件中产生的，也就是说社会制度条件为个体经济活动进行了限定。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为经济过程提供了统一性和稳定性。这样，人类的经济体嵌入并卷入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当然也就包括宗教和政府等制度。我们一定要注意波兰尼理论中的这个社会的整体观（布洛克，2007：66），因为它对于理解市场社会以及波兰尼所希冀的社会重建至关重要。

在经验意义上，波兰尼借助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向我们表明，“一般情况下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社会关系之下的”，或者说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中的。比如，在古式社会和部落社会里存在赠礼、库拉交换和夸富宴等交换行为，在这些社会里，经济起源于习俗、法规、巫术、宗教等社会生活中。19世纪之前的经济制度，都是依照互惠、再分配、家计三种行为原则或三者的组合而组织起来的。那时，制度形式和行为准则通常会互相适应，只要社会照常运作就不需要个人经济动机介入。不过，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再分配制与计划经济、现代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波兰尼强调经济体大体上是根据具有支配性的行为准则而进行的分类，它与某一社会的整体组织模式相关。二是波兰尼强调了市场经济以前的经济体所关联的社会性因素，无论是他借用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共同体中互惠表现出来的善意”，还是他说以讨价还价交换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无法根除的针锋相对的敌意和焦虑（博兰尼，2002：44），这种对比清晰可见。“此时经济制度只不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职能。”（波兰尼，2013：118）

波兰尼还指出，西欧的国内贸易实际上是由推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政策干涉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行政技术和机构也得到扩展，“事实上管制和市场是同时成长的”（波兰尼，2013：145）。此时的国内贸易仍然受到管制。

（二）虚拟商品（fiction commodity）与市场社会的形成

当交易原则和定价市场体系（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结合后，就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自律性市场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在市场上买卖的，它反对一切外来干涉。这种经济去除了以往社会生活中的亲属、邻里、村落和宗教等联结，颠倒了以往经济和社会间的关系，把社会变成了市场的附属品，将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嵌入经济体制中需要很谨慎地使用“脱嵌”、“再嵌入”两个词，波兰尼本人也没有使用disembed、reembedding。当然可以适当地限定在理论分析中使用“脱嵌”、“再嵌入”表述市场体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联系、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但在现实层次上，使用“脱嵌”一词显得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分之嫌，然而事实上市场经济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形成的，它是否完成了“脱嵌”也值得怀疑。这一点也表明“脱嵌”和“自我调节”更不是可以画等号的。类似地，如果在现实意义上使用“再嵌入”一词也需要谨慎，尤其是存在像法西斯主义和苏联主义的糟糕表现。坎贾尼提到了关于“再嵌入”的危险。（坎贾尼，2014）。整个社会（the whole of society）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变化，这形成了一种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这是第一次巨变。

波兰尼强调，自律性市场要求把社会制度性地分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political sphere）纵览全书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处的政治领域理解为国家或政府，而是应该理解为社会自我保护的广泛领域。因为波兰尼的这一分法是与重商主义及以前的时期王权能对经济进行干预相比较而言的，现在自律性市场要求不再受到干预。但现实情况是社会自发地保护自己，有些是通过工人运动，有些是通过立法活动和行政活动。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分离导致政治权力不能及时有效地干预经济以保持经济秩序，而是在宪政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的基础上受到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左拉右扯，尤其是在普遍选举权实现以后，这为波兰尼关于阶级冲突力量的分析做了铺垫。当然这与上述所谓的“脱嵌”表明的社会组织方式之间是一种类似但不在同一层次的关系（理论层次和现实层次）。也因为此，用“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分框架来批判波兰尼就太过苛刻甚至是误解。，以便经济领域能够不受外来干涉。但是除非使社会屈服于经济，否则这种制度无法运作。因此，市场机制为了适应工业生产就必须包含所有的生产要素，其关键点是把劳动力、土地、货币也都变成真正的商品。然而它们都不是被生产出来的，把它们看作商品全然是虚拟的想法。市场经济的危害就在于它摧毁马塞尔·莫斯所言的“总体性的人”——包含心理的、生理的和道德的本质，也会摧毁大自然和企业生产组织。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了灾难，但是这会带来社会自我保护的对抗。这种巨大张力为文明埋下了隐患，这是一个“先天不稳定的制度”。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关节点，而《斯皮纳姆兰法案》（the Speenhamland Law）是怎么也绕不开的。围绕它，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得以实现，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也形成了。它的意外后果导致了贫穷，促成了对社会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society），而且社会自我保护措施也开启了。英国的《斯皮纳姆兰法案》是乡村士绅等势力为了挽救失地农民免遭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而实施的，对穷人推行家内津贴和公共救济。它在施行期间有效地阻止了在英国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努力。但是，它与工资制度的结合却产生了非预期后果——养出了懒汉；给了雇主压低工资的借口；把公众税收隐形地转移给雇主，协助他们压榨穷人；引起了整个社会的灾变，导致人们放弃自尊，自甘为穷人，败坏了公共道德。最后，掌握了议会权力的英国中产阶级废除了这个法案，全国性劳力市场得以形成，从此社会逐步变成了市场社会。因此，波兰尼指出，“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是依靠大量持久的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这就是各种立法运动、政府废除管制和行政官僚体系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推行（波兰尼，2013：252）。不过，人们逃脱了斯皮纳姆兰制的噩梦后，迫不及待地又转向了乌托邦的市场经济的噩梦。波兰尼肯定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对道德因素和人性的重视。不过“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中的自然主义要素（饥饿鞭策），是主要由斯皮纳姆兰制度所造成的环境的结果”(波兰尼，2013：229)。《斯皮纳姆兰法案》所造成的后果让其他一些思想家如汤森、马尔萨斯、伯克、李嘉图和边沁等人（波兰尼，2013：234）。认为，应该选择从兽性的角度看待人，用饥饿代替救济来鞭策穷人，这就引入了竞争机制和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新的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社会被转移到一个旧有的道德秩序所不熟悉的基础上去”（波兰尼，2013：217）。不过，波兰尼也指出，贫穷问题引起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有毁灭、冲突和阶级观念的另一面。（波兰尼，2013：171）后者可能并不仅仅指的是马克思的思想，法西斯的声音也可能掺杂其中。

三、自发的社会保护

对《斯皮纳姆兰法案》的争论还导致了对“社会”（society）的发现。欧文认为工业革命的悲剧，在于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它把人们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主义化的、漂泊的人，造成沉沦与悲惨的文化命运，而经济问题倒是其次。欧文警告人们，“除非以立法干预与立法导引的方法来对抗这些破坏性的力量，否则更广泛而持久的罪恶会接踵而至”（波兰尼，2013：237）。几乎在这个法案被废止的同时，各种社会自保措施相应而生，包括社会立法、行政干预，工人运动以及后来的争取普选权运动，这里兼有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但更吊诡的是，“尽管自由放任的经济是国家有意作为的产物，但是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以自发的方式出现。”（波兰尼，2013：252）不断扩张的市场机制影响到重大的社会利益，各个阶层自发地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波兰尼印证了“欧洲当时转向保护主义是因为自律性市场制度的弱点与危险的表露。”（波兰尼，2013：259）

秉承欧文的判断，波兰尼认为市场机制的悲剧主要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从乡村定居者变成无根的游民是文化的瓦解，因此阶级也是社会性的而非经济性的。市场制威胁的是社会整体（the whole of society）的利益，不同经济阶层的人会不自觉地奋起对抗危机。这是其社会整体观的集中表现。他发现，所有的欧洲国家在经历了一段自由放任经济的时期之后，都通过立法等手段实行了主要是在公共利益领域的干预政策。波兰尼同时批判了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对保护主义的认识都有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狭隘的阶级利益观念；二是太看重经济性而不是社会性。社会保护要应对的是市场经济对社会整体的破坏。“因此，只从阶级利益并不能对长期社会演变的过程提供满意的解释”（波兰尼，2013：271）。另外，“集体主义的阴谋”的辩辞，即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与政治民主主义，工人、农民等力量有意联合起来绞杀自由主义经济，也没有现实依据。波兰尼认为这种辩辞颠倒了因果关系。而且，自由主义者坚持的只是自律性市场，而不论它是否涉及干涉政策“双重运动”里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指的，市场经济作为原因会激起社会保护的后果，并随后伤害经济，如此循环，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是更高层次上的。而此处市场不排斥干预指的是，上述矛盾体中市场经济这一部分内部的手段选择，不管干预与否，总目的是实现市场的自律性，这是低层次的问题。，当自由放任危及市场的自律性时，自由主义也会要求干涉，如工会法和反托拉斯法的例子。（波兰尼，2013：266）沃勒斯坦对20世纪的美国做了一个此方面的精彩分析，发现资本家欢迎政府管制以达到其更好地攫取利润的目的。（沃勒斯坦，2002）

四、“双重运动”与危机的发生

由以上的分析，波兰尼提出了他论证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双重运动”（the double movement），即在市场制中存在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双重运动。“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的乌托邦……这样的制度会摧毁人类……社会将采取手段保护自己，但无论何种手段都会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波兰尼，2013：52）尤其在实现全面普选权以后，当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面临危机而为局部利益争夺时，前面提到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分离、民众的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张力就可能更大，进而造成对社会整体的威胁。双重运动蕴含了市场制文明的先天矛盾，它导致长远的制度压力。 

这是一个双向甚至循环的运动，波兰尼并不认为问题都在于市场经济单方面。“19世纪欧洲的文明的解体不是野蛮人的攻击所摧毁的……也不是一般所谓经济律的结果……（是）社会为避免被自律性市场之行动灭绝而采取的一些措施的结果……市场与一个有组织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提供了动力，并且产生了最后摧毁社会的紧张与压力。国际战争只是加速其崩解而已。”（波兰尼，2013：4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阶级的冲突和上述这个制度压力一起让破坏力得以放大。国际经济的均衡必须由一些制度来保证，金本位制是其中的核心。19世纪末，随着各国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市场上作为干预主义表现的帝国主义和保护主义却泛滥起来。这更加破坏了金本位制的平衡作用，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各国内的阶级冲突。东欧的经济负担经由西欧战胜国转移到美国，华尔街股市的暴跌导致了国际经济大崩溃，这一切都表明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经济压力也会转变为政治压力，甚至扩展至全社会。各国内保守势力、工人阶级和法西斯势力等争相走上政治舞台。面对20年代末的困局，英美两国放弃了金本位制，扩大干预，避免了走向法西斯政权。而苏联，则实行计划经济，在专制的形式下转向“社会主义”。但是德国的法西斯势力却取消了自由放任市场，并进而排除了一切民主主义制度和自由。德国的这次选择可谓是第二次巨变，它挑战了人类的自由和社会的位置。

五、自由的复杂性，走向何处去？

波兰尼并不是只对“撒旦的磨坊”开展抨击，或一味地鼓吹干涉主义。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波兰尼的核心问题是在讨论如何根除经济自由主义文明的固有矛盾，塑造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实现和保障人的自由、尊严的问题。他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和自由的复杂性。但是，面对当时文明的悲剧和危机，波兰尼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信心，他指出，我们需要“将工业转到一个非市场的基础上”坎贾尼提示到，超越“脱嵌”经济的需求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种意义上对嵌入经济的回归。因为所谓的“重新嵌入”可能会误入法西斯式的危险，也可能有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坎贾尼，2014），实现“社会的重要性高于经济制度”，那时市场已不再自我调节，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从市场中抽离出来。那么如何实现呢？波兰尼的构想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在市场经济的旧的根基上重建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我保护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本身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需要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或社会类型。（吕鹏，2005）

首先要明确几点。第一，在波兰尼那里，工业文明不等于资本主义，他对工业文明和机器生产持保留看法（波兰尼，2013）。第二，取消市场经济不等于取消市场。第三，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政治或经济制度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波兰尼希冀的社会主义并不一样。“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场……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只是使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人性关系之努力的延长。”（波兰尼，2013：388）他是在对比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干涉主义时做出上述判断的，社会主义用民主社会来超越自律性市场，而经济自由主义的干涉主义则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最终牺牲自由政体甚至自由市场。

那么我们直奔波兰尼关心的法西斯主义和自由问题吧。波兰尼一反常识，提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治可能性，是对市场经济与社会冲突这一复杂情境的“情绪性反应”，是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法西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还不一样，后者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拯救自由，而法西斯主义拒绝了产业和政治领域的一切自由，它基于否定人类间兄弟关系理念的“政治宗教”，在这里，集体性和原子化吊诡地结合了起来，个体对群体冷漠而不负责任。

那么自由是什么呢？它怎么实现呢？波兰尼区分了两个面向上的自由。第一个是制度面向上的自由，其核心是如何平衡自由地增减。制度自由面向上的个人应该过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伦理的“生活样式：道德自主和思想独立”（波兰尼，2013：421），当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可以共存，而不是取消财产，其实就是公民权和生存权的结合。制度自由面向上的法律政治制度应该制度性地保证“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权利（nonconformity）”仅从它的英文单词上就可以看出，未来的社会应该是在一个统一伦理样式前提下的开放的、多样性的社会，而不是单一性和强制同一性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可以随良知（conscience）行事，而无须畏惧某种行政干预的力量。这样，自由就不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情，而是一个遍布社会的自由或许可以将这个说法与托克维尔对作为一种民情和生活方式的美国式民主做个比较。。

随着近代社会的夷平化，想回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里的“善意”不太可能，而互惠制、再分配制时期的习俗、宗教情感似乎又被破坏殆尽，当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时，如何在制度保障权利的前提下，赋予生活以意义，塑造一个有良心的自由人，确实是复杂的。

那么，自由的第二个面向是什么呢？它是“道德和宗教层次的自由”，可以理解为我们不应该像经济自由主义那样无谓地诉诸抱怨（complaints）、固执、幻想（illusion）和情绪性（emotional）参见波兰尼，2013：95、338、356、367、395。我们可以取一种集体情感，但是不能情绪化地保持某种信念，不管是自由主义乌托邦，还是变味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甚或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宗教”。，我们需要冷静地面对权力和经济的社会现实（reality of society）好像诸多解释都理解为波兰尼要建立一个某某类型的道德和宗教动机（吕鹏，2005），但是仔细想想波兰尼从社会出发视角的整体社会观，就会对此种理解做出怀疑。因为我们看到在论述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波兰尼对社会组织方式和人性都做了界定。参见波兰尼，2013：295、389、392、397、411。。自由主义者就是由于固执和虚妄而坚决反对管制和计划，结果这些手段被法西斯主义拿来废除了自由。波兰尼从他对人性的实然的把握中发现，有些所谓的“邪恶”因素是必然存在的，比如权力和经济价值。“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终结”。（波兰尼，2013：415）我们要接受权力和市场价值都是社会现实的基础，也就是既承认市场的合法性，但市场也要接受适当的管制，最终目的是要保护复杂社会中人的权利和自由。

到此为止，我们看一看波兰尼对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做的对比就可以清晰地洞见他的真实想法了，而这三种社会组织方式在20世纪初都被或真或假地实践了一番。前者和后两者的主要差异不在于经济，而在于对管制等社会现实以及对自由的虚实与否的看法。而后两者都承认社会现实，但是差别在于自由是被取消了还是被维持了。不像法西斯主义里虚假的口号诱惑以及对社会的冷漠不负责任，如果想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必须承认社会的现实（reality of society）、加深对社会的认识（knowledge of society）和承担起社会的责任（fulfillment in society）。

波兰尼希望我们怎么做呢？这值得引用他那精彩的论述来说明：“在这一复杂社会里，人变得成熟并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成熟有什么标准呢？明确自由有其界限，“不加抱怨地接受社会现实，将赋予人类不屈不挠的勇气与力量来除去所有可以除去的不义和束缚。只要人们仍忠于其为全人类创造更多自由的任务，他就无须担心权力或计划会变成自由的障碍，会凭借它们的手段摧毁人们建构的自由。”（波兰尼，2013：426）这就是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它赋予我们渴望的安定感。

而要更深刻地认识社会本身，我们要回溯到欧文的警言及实践。借用波兰尼的话：“只从设计（一种）能使社群避免受到伤害之有益的干涉介入这个角度来看国家，而不是显著地从社会的某种组织来看国家。他也并不反对机器，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机器或是机器的技术，都不能使他无视于真正的现象：人类的社会。”“他攻击‘个人主义化’的真正意义在于，他坚持主张人类动机的社会起源这一看法”。（波兰尼，2013：235）“（他）建议：社会应该立刻从‘社会的核心’重新开展。”（波兰尼，2013：236）“他称此（最大幸福论）为教会的个人主义化，并相信只有在一个合作的社会（cooperative commonwealth）里，所有基督教的真正价值才不会与人分离……欧文的社会主义，就是试图在这种社会里保住人们自由的权利。”（波兰尼，2013：425）如果要承接基督教的人性基石，那就得把根基从图利的个人主义转向清醒、坚毅和道德自主，转向社会责任和合作的社会。我们还可以从欧文自己的试验和英国的欧文主义运动中加深对其的认识。当然，这描述的只是一个十分粗略的画面，后来波兰尼转向了对前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的研究，以及对不同的经济体的对比分析研究。

六、读后反思

波兰尼通过一个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梳理，运用“双重运动”这一框架并结合史实解释了20世纪初文明的悲剧。波兰尼向我们提出警示，面对未来复杂的自由图景，我们不能太偏狭、太偏激，不能简单地只看其一面而失其另一面，而导致全局的危险。他希望我们顺从于权力和市场的社会现实，并且不断地认识社会，并在这种复杂的社会中做一个“成熟的”的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可能就是波兰尼希冀的未来的第三次巨变吧。

理解一本书要结合其时代背景，了解其思想渊源和论证方法，把握其核心问题，而不是只注意它讲了什么结论。当下中国的现实或许不能乱扣波兰尼的理论框架，我们注意到邓正来先辈对中国现实所做的冷静观察——中国可能存在两种侵蚀，而且这两种侵蚀都不受规制（邓正来，201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敢苟同于关于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提议（王绍光，2012），也不敢苟同于众多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法学者对更多的放任的呼吁。否则我们可能就被蒙蔽，而不能认清到底什么力量才是社会的真正阻碍。我们需要的不是主义、路线之争，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直面真正的本土化问题。不幻想、不理想主义，也不悲观、不虚无、不相对主义，当然更需要不急躁、不浮躁、不暴戾。自由的责任在每个人肩上，法西斯之幽魂值得每个人警惕。面对全球化和国内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背景，我们虽然不完全认同布洛维对波兰尼的解读，但是他呼吁社会学家重拾学科的社会关怀和公共性关怀（布洛维，2007），通过研究和行动为底层工人等弱势群体争取权利和保障值得我们深思和行动。在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发育不完善、拜金狂欢、民粹主义滋生、社会与政治的冷漠、社会怨气和戾气积发，甚至各种原教旨主义泛滥的复杂情势下，如何平衡这一波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势力与广泛的社会保护力量之间的平衡，是个需要好好研究的事情。只希望能作砖引起人们继续对波兰尼的关注、译介和解读。

参考文献：

波兰尼，卡尔，201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博兰尼，卡尔，2002，《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洛维，迈克尔，2007，《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布洛克，M.、萨默斯，M.R.，2007，《超越经济主义的谬误：卡尔·波兰尼的整体性社会科学》，载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邓正来，2013，《市场的道德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探索与争鸣》第3期。

吕鹏，2005，《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重访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社会学研究》第4期。

坎贾尼，米歇尔，2014，《卡尔·波兰尼的制度理论：市场社会及其“脱嵌的”经济》，李新廷、孙阳阳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王绍光，2012，《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三联书店。

沃勒斯坦，伊曼纽尔，2002，《资本主义市场：理论与现实》，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萧佩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Block，Fred & Karl Polanyi 2003，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3）.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