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研究以新型城市家庭基督教会和校园团契为调查对象，从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来考察B市高校园区基督教群体发展的特征。B市的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某个皈信基督教的人在家里组织查经班或在校园里组织校园团契，随着规模由小到大，逐步形成初具规模的教会。另一种情况是，因种种原因从某个教会脱离出来的信徒，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家庭聚会点或查经班，然后逐步将其发展为教会。文章探讨了这些家庭教会发展信徒的条件和途径，以及其依托的宗教组织和运作机制，认为人际关系网络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新型城市 家庭教会 校园团契 人际关系网络

一、引言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基督教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发展较快。关于具体信徒人数，各方说法不一，据基督教“两会”统计，截至2008年，我国基督教信徒总数约2000万人（金泽、邱永辉，2009：135）。由于中国大量的农村基督教徒以及城市家庭教会成员并没有在官方登记数字之内，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基督教徒人数应更多。

邱永辉在《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再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大部分学者所引用的数字是政府统计的1600万人（2006年的数字），还有学者引用过7000万人、1亿人、1.2亿人等（同上）。于建嵘率领的课题组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基督教的情况，据该课题组估计，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三自”指的是自治、自养、自传，三自教会是政府认可的制度内教会。家庭教会是尚未得到政府批准的制度外教会。另，根据学术规范，本研究所涉及地名、人名、单位名称等均作化名处理。的总人数为万6000万-7000万人，其中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3000万，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6000万（于建嵘，2008a）。无论是哪一个数字，与1949年的70万人相比，均说明中国基督徒人数有了明显的增长。

1990年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家庭教会数量明显增多。其二，信徒构成呈多元趋势，原来群体以农村地区为主，“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的“三多”现象有所改变。随着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和教牧人员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在城市中的家庭教会称为“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刘同苏，2010）、“城市教会”（高真，2010）或“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孙毅，2009）。孙毅对“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一词做了如下定义：“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主要指自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各城市中出现的、承继了中国家庭教会传统的、主要由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构成的一批家庭教会。这里用新型这个字主要是强调这一批的城市家庭教会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家庭教会在这个时期的延续，以避免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这个用语中“新兴”可能带来的误解：即好像这些教会是在传统家庭教会之外产生，与传统城市家庭教会相并立的那种理解。鉴于上述定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将采用“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概念指代90年代以后出现的以知识分子或白领为主的城市家庭教会。的增加，年轻、高学历、高阶层的信徒群体明显增多，尤其是在高校，大学生基督徒的比例呈现高于普通基督徒比例的趋势。如，在1998年对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中，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占5.7%，大大超过了基督徒在北京市总人口中所占的0.23%的比例（左鹏，2004：11）。另据华桦对上海部分高校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在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占4.7%，远远高于上海基督徒所占人口数的1.07%的比例（华桦，2008：28）。其三，教会规模、牧养方式及礼拜场所的多样化。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家庭教会而言的，规模小到十几人，大至上千人；牧养方式从校园团契到具备相当规模的教会；礼拜场所从居民楼的一室至容纳千人以上的写字楼等，均明显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十多年来，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对大学生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尤为关注基督教信仰。多数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原因、特征、宗教观念做了分析（左鹏，2004；华桦，2008；苏杭，2007）。但迄今为止还很少见到针对大学生信徒产生背后所存在的宗教组织及其运作机制的系统性研究。

本项研究以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作为参与观察对象，了解其成立背景、过程及发展模式等。笔者采用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包括主日礼拜、主日学、查经活动、复活节、圣诞节等），在与信徒们长达三年的长期互动中，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了解被调查者的真实状态与想法。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本研究对已出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合分析，将文字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结合起来，通过相互比对，使调查内容更加充实，更具说服力。

二、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及校园团契与高等教育群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B市高校园区基督徒数量迅速增加，这与同时期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是这类家庭教会发展最多最快的时期，在此期间，开始出现以学生为主的大批查经班和团契，带领这些查经班和团契的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留学海外并在海外信教后归国。

根据笔者调查，可将新型城市外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在国内读大学期间，通过书本知识（包括文学作品、艺术以及学术著作等）或亲友网络接触基督教，逐渐对基督教感兴趣，并成为基督徒。

2.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因为各种机缘接触基督教，并成为信徒。

3.20世纪80年代以后留学海外，尤其是留学北美，在北美校园团契中入信基督教，此后为了宣教或寻求发展而回国。

4.在国内信教后，为学基督教神学而留学，回国后建立团契或教会。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起初是在三自教会查经礼拜，一段时间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三自教会，组建小规模的查经班或团契；也有的从国外回国后带着宣教的目的先进入三自教会，在那里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慕道者和信徒后离开三自教会，重新组建查经班或团契，并逐步发展为教会；有的开始加入一个家庭教会，后来因为教会离家太远或与原来的教会在神学或教会管理方面有意见分歧而脱离原来的教会另立门户；此外还有一些教会或团契是由外籍传教士来发展的，其中来自韩国和美国的传教士较多。他们通过各种身份进入校园，在校园中发展学生信徒，组建学生团契，并逐步扩展到校外，在校外建立教会，发展白领或知识分子信徒。

在上述四种类型中，第三类和第四类，即海归基督徒对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郭明璋在谈到校园团契在大陆发展时提到，期待通过在北美服侍1980年后大批出国的大陆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来间接带动大陆校园福音的形成。事实上，确有大陆校园团契带领人是在北美校园团契中接受福音后将其带回大陆的（米健，未刊稿）。从研究了解的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的家庭教会中的牧师或传道人都与海归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初期由海归基督徒或外籍人员带领，随后由在国内受训练的专业牧养人员带领；也有的接受海归基督徒间接的帮助。

有人认为，2003年是B市家庭教会发展的迅猛期（刘同苏，2007；高真，2010）。据刘同苏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的大批以学生为主的查经班和团契，到了2003年，已经达到相当多的数量，那些带领人开始面临转为专业牧养人的挑战，团契也面临转为正式教会的局面。在建立教会的初期阶段，由于缺乏对教会的足够认识，许多人以为建立教会就是聚集一群人崇拜，于是，在2003年的热潮中不乏盲目建立教会者。2003年之后，家庭教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首先，之前7、8年的团契或查经班的积累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其次，那些条件不算充分就上马的教会尚要挣扎和生息几年，但已无力继续扩大（刘同苏，2007）。他曾于2007年调查了B市的46家教会和65堂聚会，发现65堂中的87.7%位于高校园区，平均年龄都很年轻，35岁以下年轻人占信徒总数50%以上的教会竟有86.67%（其中，28.89%的教会中35岁以下年轻人占信徒总数达到90%以上）。此外，受过大学教育的信徒比例很高，并且信徒中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超过90%的教会都是面向学生的教会；这类教会约占教会总数的17.39%（刘同苏，2007）。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中，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增加是一个显著特征。这些团契或教会的带领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他们所建立的团契和教会，其牧养对象多以大学生、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为主。可以认为，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教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三、B市新型家庭教会的发展类型

目前，B市的新型城市家庭教会规模不等，大的有上千人，小的只有十几人，甚至更少。在笔者所接触并调查的几家教会（另有一个校园团契）中，截至2011年，规模最大的是SW教会，信徒数量已近千人。人数最少的是FZ教会，只有20多人。从发展速度上来看，有的教会发展较快，有的教会发展缓慢，前者如XA教会，从2007年教会创建到2009年，在仅两年的时间里就发展到500-600人，每年以300人的速度增加，我们且称之为“跃进型”；而有的教会十几年来一直保持在30-50人的规模，我们称之为“稳定型”；还有一种教会介于这两者之间，属于“渐进型”关于“跃进型”和“渐进型”可参见刘同苏，2007。，如后文将述及的BX教会，从1999-2011年的十余年间，由几个人的校园团契逐步发展为百余人的有专职牧师的教会，与“跃进型”相比，显然发展要缓慢得多。

有人从聚会形式上将教会分为团契型教会、植堂型教会和堂会型教会（高真，2010）。从调查结果来看，这三种类型由小到大，基本上可以反映体制外城市家庭教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的状态。诚然，有的教会并非一定会经历上述所有过程。根据教会发展的不同目标，有的教会可能更愿意维持小规模的团契形式。

团契型教会规模较小，是现阶段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中数量最多、最常见的。它一般缺乏专业牧养人员，信徒受洗等重要场合要外请牧师。场地大多是在信徒家中或租用一套民居。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介入，教会经常更换聚会地点。

需要指出的是，团契型教会与团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运作方式和服侍目标有所不同，团契型教会以建造信徒为目标，而团契则以传福音为主，尤其是校园团契，这一点较为明显（刘琪，2011）。

植堂型教会由多个聚会点组成，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些聚会点规模不等，场地多租用居民楼、商住两用楼等。在牧养人员有限的情况下，牧师在各个聚会点轮流讲道，每逢大型宗教节日活动时，邻近的几个聚会点会合堂聚会，有时也集体去郊区搞营会。植堂型教会有两个外在的动力，一是“政策压力”，即由于有关部门对于聚会人数的限制而不得不植堂；另一个是“空间限制”，即因为教会增长过快，普通民居的面积、格局限制了聚会规模而植堂（高真，2010）。

堂会型教会规模较大，信徒集中礼拜。此类教会多租用写字楼，由于场地受限，一般采用一日多堂的方式礼拜。目前B市这类教会为数不多，较为典型的是SW教会、XA教会等。此外，也有一些教会正处在从团契型教会向堂会型或植堂型教会转换的过渡阶段。

从发展信徒的角度来看，在上述三种类型的教会中，团契型教会信徒数量较少，较易维持现状。然而，由于这类教会不断以各种方式被复制，因此，其本身的数量会不断增加，最终导致整体信徒数量的上升。据笔者观察，当一个小规模家庭教会所能覆盖的区域达到一定限度时，教会内部就会出现信徒分流的情况，这导致两种可能，一种是一部分人脱离原教会另组新的团契或教会，另一种是教会整体向植堂型模式发展。

如果团契型教会的目标在于扩大规模，向堂会型教会发展，那么，教会就会在传福音上加大力度，但是效果的好坏也是因教会而异的。堂会型教会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信徒分流的情况，如SW教会在2003年左右就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裂变，目前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一些带领人都是当时脱离SW教会另立教会的。

信徒委身于一个教会是教会理想的牧养目标，然而，由于教会地点的变更、信徒更换工作或者牧师讲道好坏等原因，常出现部分信徒在两家或更多的教会之间流动的现象。

四、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及校园团契的发展

针对1980年后B市校园团契工作的特点，米健曾经对三家家庭教会、一家官方教会、一个福音机构团契与一个校园团契进行对比，并分析了不同教会和团契的历史渊源对其信徒的事工态度和方法的影响。他发现，这6个教会和团契，或多或少都参与了一些学生服侍，其中大型教会还有自身下属的学生团契，显示了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而同时也有专门化的学生团契一直维持其形式存在（米健，未刊稿）。米健列出的这6个比较对象都位于高校园区，成员也大多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职场人士。这些教会和团契的历史都不是很长，多数人都是在1980年后在B市求学和工作期间接受了福音，并逐步组成了教会和团契。可见，B市新型家庭教会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校园团契的密切相关性。此类校园团契的特点是：

1.以大学老师和学生为带领人，全职人员一般起辅助性作用；

2.以专业化学生团契为平台来服侍学生；

3.以小组查经和其他小组活动为基础，进行圣经的理解和彼此关系的深入建造。

本研究显示，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发展信徒的途径与方式大致有如下三种：

1.在家庭内部发展信徒。有的人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耳濡目染，长大后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基督教。有的是子女信了教，父母受其影响或劝告后开始信教。

2.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发展信徒，其中包括亲戚、朋友、同事、同学。

3.团契或教会有组织的宣教。如，在校园或街头散发有宣教内容的传单，派宣教团到外地宣教等。

由于很多家庭教会不是公开的，聚会地点大多在居民楼或某个私人会所，外人无从知晓，即便知道也不好擅自进入。因此，若想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必须要有熟人介绍。有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教会，情况会稍开放一些，只要知道聚会地点，一般均可前往礼拜。有的教会则开设了网站，礼拜地点公布于网上。

一般而言，许多来到教会的慕道者均通过亲戚、朋友、同事或同学的介绍而来；可以说，这些慕道者就是未来信徒队伍的后备力量。但并非所有的慕道者都会成为信徒，有的来一两次就不来了，也有慕道了很长时间仍未决志的。

每次前来教会听道的新慕道者的数量与教会的规模基本上成正比，规模大一点的教会新人相对较多。一般来说，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新慕道者会有所增加，因为教会组织各种活动吸引人们前来参加。尤其是每年一度的圣诞晚会，教会通常准备许多节目，有的教会还要求每个信徒至少带一位朋友参加。年轻人，尤其是城市年轻人对圣诞节并不陌生，甚至有一种向往，因此，每年的圣诞节是吸引他们前来亲近教会、认识基督教的最佳时机。教会也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游戏、抢答问题、放短片、演圣剧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向他们宣教。教会在每周主日崇拜程序中，特意安排迎新仪式以欢迎慕道者。除了节日以外，平时教会组织年轻人去打球、滑冰，或到野外郊游，有时也会邀请一些非信徒参加。

对于校园团契而言，发展信徒较好的时机是新生入学之际。每年新生入校之际，校园团契的事工们向新生发放问卷，内容多涉及基督教信仰，如果对方表示对基督教感兴趣，今后就会被邀请参加团契的各种活动。也有的新生是受师兄师姐的影响开始接触校园团契的。但是参加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今后一定会信教。大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能力。有许多学生参加团契活动是出于对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兴趣，这种兴趣离信仰仍有相当大的距离。总之，在B市这样的大城市，除了HD堂、CW堂等三自教会以外，其他公开、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城市家庭教会主要还得靠信徒的人际关系或教会的积极宣教来发展信徒。

以上简单概括了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和校园团契，以及信徒发展的大致情况。接下来，我们需要走进教会，通过某个教会或校园团契的个案，来了解一个人如何接触基督教并产生信仰，即信徒的信仰过程。

五、BX教会的个案研究

此次调查，笔者共接触了2个三自教会和6个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以及1个高校大学生团契，最后笔者选择了BX教会做深入调查。BX教会是一个规模居中的家庭教会。我们可以从它的发展轨迹来考察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模式以及校园团契的情况。

（一）BX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BX教会位于B市高校园区，每次固定参加周日礼拜的信徒约90人，加上流动信徒，应在100人左右。作为一个以学生团契起家的教会，初期阶段它植根于校园，以大学生为牧养对象。在学生比例下降，职场人士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开始了向教会转型的过程。这也是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近些年较典型的发展形式。

BX教会的前身X团契创建于1999年。创始人有4人，其中3人是大学教师（见表1）。该团契创建过程如下：在X团契创建之前一段时间，1999年，甲大学的教师Q在HD堂（三自教会）认识了乙大学的教师C和丙大学的教师Z以及另外一位在外企工作的D，Z和D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四人对HD堂牧师的证道不太满意，于是便开始在家里聚会查经。经过4个月的祷告后，他们决定利用校园里的学生资源建立一个新的校园团契。团契地点就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较为集中的城区，服侍的人群主要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来源：根据米健（未刊稿）制成。

四位创始人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的大学教育，其中两位后来赴美留学，并在北美的校园团契中归信基督教。X团契在建立初期，其服侍对象就明确为高校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要活动方式为基于归纳法的查经小组和少量团契活动。从神学背景上来看，明显属于福音派；从事工对象、活动方式而言，与IFES和台湾地区、北美校园团契的基本模式颇为接近。两位从美国归来的带领人证实他们建立X团契的很多经验直接来自北美的校园团契，港台地区和北美五十多年的校园团契实践无疑为他们建立并发展团契提供了参考模式（米健，未刊稿）。

2001年，团契雏形已经形成，开始租用居民楼聚会。大约在2005年，X团契分为X1和X2，分别由Z和Q带领。分开的原因是两个带领人的愿景（vision）不同，Z想发展为单纯的学生团契，而Q想发展为教会——因为许多人大学毕业后不愿意离开，团契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后来的BX教会即由X2发展而来。

刚分开时，X2只有十几人，到了2006年，人员已达到50-60人，于是租下对面的单元房，用录像的方式同时礼拜。此时一月一次的圣餐礼及每年一度的洗礼，两个团契仍在一起举行。不久，因为不方便，两个团契开始分别领圣餐。2006-2008年，在X2受洗的为四十余人。X2租了两处居民楼，每周礼拜或查经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做饭吃。这一时期BX教会的活动尚处在一个较为封闭的阶段。

对于BX教会来说，2008-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支撑BX教会牧养的D为攻读神学博士学位去了美国，而此时，X2的信徒人数迅速增加，教会牧养体制逐步建立。恰巧教会创建人之一Q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神启”，于是决定将X2由团契发展为一个开放的教会。建立教会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专职的牧养人员，D赴美后，SR接替了传道人的位置。他是X2培养出来的第一位专职传道人，也是该团契的第一批学生信徒。但是由于传道时间较短，尚未获得牧师的资格。除了SR传道外，教会的3位信徒也在主日礼拜证道。但是这个阶段由于缺乏专职牧师，当信徒的属灵状态不好或出现问题时，还得请外面的牧师来帮助解决。2009年1月，教会从美国请来了留美多年并在美国皈信的Y牧师。

从团契到教会的转型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需求，即空间的需求。原来租用的居民楼只适合较小规模的聚会，如今的狭小空间显然已经适应不了教会发展的新形势，于是教会在某座写字楼租用了250多平方米的地方作为敬拜场所。此时，教会体制也发生了改变，按信徒们自己的话说，变得更正规了；名称也由X教会改为“BX基督教会”。BX教会就是这样渐渐地从校园走出了校外，从居民楼迁到写字楼，而人员结构和资金的稳定性是教会实现这一转型的基础。

在团契阶段，前来聚会的信徒主要是来自高校园区的学生。几年后这些学生逐步走向工作岗位，留在B市工作的信徒大多数仍在此聚会，从而形成了大学生和工薪族皆有之的局面。原来的学生同工的生活和服侍对象也由学校转向了职场，在校的学生同工出现断层，校园服侍力度逐步减弱。但是，由于“所有毕业生小组和在校的学生小组采用同样的查经材料，同样的组长培训制度，这样的小组造就模式使得毕业生在工作之后依然保留了很明显的校园团契风格”（米健，未刊稿）。

X2发展成教会后，信徒人员构成变得更加多元，但是除了有两三个农民工信徒外，主体仍是工薪族和大学生，年龄大多在20-35岁。周日参加礼拜的固定信徒人数在90人左右，此外还有少数的慕道者。

而X1直到2010年前仍坚持原有的校园团契形式2010年，X1团契正式改名为“BX青年基督教会”，说明X1也将从一个校园团契向教会发展。，人数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通常在三四十人左右，团契成员基本上仍以周边几所大学的学生为主。“X1靠着一批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信徒，使得一批本科时候就成为学生同工的人继续留在大学里面开拓校园服侍，并将自己原来积累的很多经验传递给了后来的学生同工，保持了学生同工队伍的连续性，也保证了校园团契事工经验的有效积累”（米健，未刊稿）。大学生没有收入，只靠几个有工作的人奉献，仅够租房子，没有足够资金请牧师带领。信徒在信仰方面有了问题要临时从外面请牧师过来帮助解决。

在教会初期阶段，X2的学生人数相对于已参加工作的人数要多一些。这也反映在查经小组上。学生组有三个，工作组有两个；每个小组平均有六七个人。工作组查经是在周二和周三，学生组查经是在周四、周五、周六。

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周三至周六每晚有查经小组，其中周四、周六分别有两个组，一个是学生组，还有一个是已毕业学生组或工作组。最近，教会对查经小组进行了一些调整，周五为学生组，周三、周四为工作组。由于有的信徒的家离教会较远，于是在离市中心比较近的信徒家里又安排了两个工作组。

每个查经小组各由1名组长负责。组长每月接受1次培训，牧师将这一个月的查经内容详细讲给他们，然后由他们指导各个查经小组成员查经。每次查经结束后会指定圣经中相关的一段让大家背诵，以便下次查经时抽查。

每周二有祷告会。考虑到大多数信徒白天要上班，上述活动除了周日主日学外，均安排在晚上进行。除了平时查经外，每月还有1次连续12个小时的祈祷，由24个人轮换，每人祈祷30分钟。

（二）信徒Q的个人经历

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城市教会，BX教会这几年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在牧养者的眼里，形势却并不乐观。BX教会的创建者之一Q说：团契阶段发展信徒很不容易，知识分子不像农村人，农村人没文化，他见谁被医治了，就哗哗地来了，当然都是神在做工作；知识分子不信这个，他就说你这是概率，总是用理性的方式去解读。农村的教会20年发展5万人。我们都10年了，才100多人，那不是一个层次的。在农村讲道的时候传道人怎么讲怎么是，在这儿不行，你给他解释的时候，他立刻就找你的毛病，跟你辩，弄得你没脾气。牧师说有那时间还不如牧养本科生。另外，城市里的人心理压力较大，来自环境等的诱惑、压力、伤害较多。比如有一个姐妹来跟我商量，说她弟弟赌博。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做牧师很不容易，他要面对各种精神上的伤害。Q说的或许有道理，青年学生正处于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龄段，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基督教在他们看来是舶来品，离自己熟悉的生活很遥远，颇具异域色彩，那里面有着他们在文学的世界里经常看到的某些元素。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它，同时恰好又在精神上需要它时，就容易接受。

在BX教会的创建和发展中，Q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BX教会发展的轨迹，我们不妨看看Q的信仰历程，他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BX教会的发展和转折。

Q的历程：

1.皈依我在信教前遇到过两次神迹，都与我所开的汽车有关。后来到了1998年6月，我生病住院，当时工作关系处理不好，孩子又即将出生，（心理上）急需一根救命稻草。我曾经去医院附近的寺庙请过一尊佛像带在身上，以求平安，但是没有见效。病室的一位室友说附近有一座教堂（WGS教堂），不妨去看看。我照着那位朋友说的去了。那天正好是周六，AX教会的人正在那儿做礼拜。我准备买一个十字架带在身上，这时，在院子里碰到一个YJ神学院的人，他跟我说：你戴上它也没用，应该将它放在心里，周日这里有礼拜，你可以来参加。从那以后我每周都去教会。这一年的年底我就受洗了。

我原来住西边，去WGS教堂，乘坐地铁很方便，后来搬到北边，去WGS教堂太绕了，就改去HD堂。到了HD堂，听那些牧师讲的，真的有点让你听不下去，我就想回WGS，但是上帝不让，让我老老实实在那儿待着。后来我在HD堂认识了Z弟兄，就是我们一起开始做学生团契的那位，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后来就在那个弟兄家里一起祷告了四个月，一块聚会，后来就建了学生团契了。那个弟兄现在到美国读神学博士去了2010年4月2日访谈笔记。。2.“神启”我在把X2转成教会之前，在梦里看见BX教会像一个小罐头瓶，第一个信主的那个男孩子，B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X学生团契第一个做决志祷告的），他就变成一个像米线虫似的，进到瓶子里，瓶子一下子就满了。就让我看到那么一个异象，后来就决定往教会转了。原来只是做学生团契，上帝让我看到那个异象，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建教会的。建了教会，上帝自己就把它加满了，不需要我们怎么样……后来牧师来了，SR传道毕业了，我们开始坚定不移地往教会上走。2010年4月2日访谈笔记。BX教会从团契走向教会虽然有许多客观因素在起作用，但最重要的契机其实是Q所经历的这个“神启”。

2010年2月，BX教会创办了自己的网站，为信徒们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具体内容包括“生活咨询”、“了解基督信仰”、“成长与栽培”、“信仰与生活”、“分享与感恩”等几个栏目。网站内容丰富，信徒们常把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图文并茂地发到网上与众人分享。比如，谁家生了宝宝，谁外出旅游，谁过了生日等。教会每一次户外活动后都将活动情况附上照片传到网上。也就是说，这个宗教共同体将信仰融合在日常生活里，有助于形成更牢固的人际关系纽带。

（三）教会的组织与管理

一般来说，教会组织包括教牧团、长老团和执事团。教牧团和长老团是教会的决策机构。前者由牧师、传道和圣经老师组成，后者由信徒代表组成，主要负责监督和支持教牧同工。BX教会因规模不大，教牧团只有一位牧师和一位传道，长老也只有一位。执事团力量也较薄弱，目前只有两位，他们同时还兼当同工。

BX教会的部门同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后勤部：负责管理物品、图书、设备、圣餐服侍以及聚会场地的维护。

迎新接待部：负责主日接待、新人的了解和跟进、福音外展。福音外展包括圣诞布道会和音乐布道会的策划、筹备和活动安排。这些活动在发展信徒上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教会的增长主要还是依赖个人布道，以及个人的人际网络。

关怀部：教会信众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或心理、健康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关怀部同工会去信徒家里或医院探望。关怀事工对外则表现在对社会的慈善关怀上。如四川汶川大地震时，教会曾派人到甘肃省文县为灾区民众捐款；对云南麻风病康复机构给予经济和祷告方面的支持；派同工到孤儿院做义工等。

文字部：负责编印周报，管理教会网站。

敬拜部：唱诗班、投影制作。

祷告会：为教会祷告。

活动策划部：负责策划支持敬拜赞美会、圣诞聚会、才艺晚会、夏令营（退修会）、婚礼、洗礼、复活节聚会、感恩节聚会、单身联谊等活动。这些活动都兼有布道的功能。敬拜赞美会主要以音乐为主，有短时间的讲道，时间约两个小时，每年办两次，主要安排在复活节和感恩节期间，会邀请非信徒参加。单身联谊活动包括郊游、观赏电影、开读书会等，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龄信徒的婚姻问题。

婚姻事工：负责关心、协调夫妻关系，负责组织夫妻关系课程的学习，这一点在教会事工中极为重要，因为家庭的稳定意味着教会的稳定，良好的夫妻关系会给教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目前教会里有十几对夫妻，有些是在教会里认识后结的婚，有些是随妻子或丈夫来到教会的。

小组同工：主要负责查经。

目前，教会同工共有二十余人，占信徒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因人数有限，同工们通过在不同部门交叉任职的方式来履行各部门的职能。

教会的运营资金靠信徒的自愿奉献，每月收支2万-3万元，勉强能够支撑教会的运转。教会信约、章程、治理原则、教会纪律等尚未形成文本。

总之，BX教会虽然在制度和规模上不如类似SW那样的大型城市教会成熟，但已初步具备教会的牧养体制，信徒人数上升，教会正处在一个逐渐发展的时期。

（四）从慕道到皈信

一个新人来到教会通常有几种场合，一种是参加主日礼拜，再者就是参加教会举办的各类活动。主日礼拜的最后程序是“迎新”。牧师证道结束后，让第一次来教会的人站起来进行自我介绍，包括姓名、从何而来、经由谁的介绍等，之后信众们齐唱“迎新歌”。随后，迎新部的同工将新人带到副堂，向他们介绍教会的情况，并让每人填写一份简单的问卷，以便进一步了解新人的信息，掌握新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和态度。新人也可向同工询问有关基督教的各类问题。

教会组织的各类活动也常常是教会布道并发展信徒的重要途径。如果新人对基督教感兴趣，想更多地了解教义，就可以参加教会组织的慕道班，慕道班主要讲述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平，每周1次，讲7-8次，循环讲座。

经过约2个月的慕道班学习，若确定了信仰，便可进行决志祷告，参加洗礼班。洗礼班主要讲授基督教基本教义，共讲7次。洗礼班每年开2次课，分别安排在复活节和圣诞节之前，期间将接受约3个月的考道，包括观察和面谈，看慕道者对信仰的了解和委身的程度如何，考道通过后，可以在复活节或圣诞节受洗。一个新人从慕道到皈信至少需要4-6个月的时间，慕道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

近几年，BX教会每年大约有10人受洗，不过，受洗之后也有人因各种原因而离开教会。有的因履行不了奉献而离去，有的是因为对信仰的认识和委身不够，有的去了别的教会，也有的自己在家读圣经进行灵修，不过团体信仰生活，也有的干脆就脱离了基督教信仰。

（五）小结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BX教会的活动情况，该教会里年轻人居多，气氛较为活跃。除了周日礼拜外，平时的小组查经活动为信徒们提供了一个深度交流的机会。在教会中，信徒们以兄弟姐妹相称，查经小组起到了一个群体凝聚的作用。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贫富差距在BX教会中被大大淡化，彼此之间易产生平等交流的感觉。通过生活经验的分享，加强了团体内部的人际关系纽带。

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春节和元宵节教会特意安排一些活动让那些没有回家过年的信徒们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BX教会强调自主性和独立性，与大多数家庭教会一样，BX教会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主要靠信徒的“十一奉献”来进行教会的运作。该教会与三自教会很少有来往，与其他城市家庭教会之间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教会每年不定期地向灾区或贫困地区捐款，派人到福利院做义工，在某种意义上教会又是一个慈善组织，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的来看，该教会回避政治，其重心在关心信徒们的信仰生活，发展教会本身。教会也希望中国的宗教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教会更好地发展，但他们无意与政府抗争，与近年来发生的较为敏感的其他教会事件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自身也没有与政府相关部门发生过正面冲突。

六、结论

本研究较多地关注了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及校园团契，因为这两者目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聚集较多的信仰团体。校园团契中的信仰成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生遇到了某种危机，二是寻找人生的目标，即认知探索，而人际网络是影响某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关键因素。从客观条件层面来看，B市高等教育群体中基督教信仰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分布在大专院校的校园团契和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有的校园团契是独立的信仰团体，也有的校园团契依附某个教会，是教会在校园里的一个延伸。很多人是通过同学或室友接触这些团契，认识基督教，并皈信基督教的。除了校园团契外，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校园事工也是发展这类信徒的主要途径。

关于家庭教会的特征，刘澎做了以下的概括：教义正统、组织独立、活动低调、管理严格、经费自立、不惧取缔；而它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身份不明、场所不定、牧师匮乏、服务无门等方面（刘澎，2011）。这些特征是绝大多数家庭教会所共有的。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家庭教会不是铁板一块。有学者曾经将家庭教会分为传统的家庭教会、开放的家庭教会、城市新型教会和独立教会四种形式。传统的家庭教会主要指历史上存在的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农村教会；开放的家庭教会及新兴城市教会是指近几十年出现的具有开放性的家庭教会，其中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成员更多来自知识阶层；独立教会指的是那些以三自教会名义进行登记，但并不服从其管理的教会（于建嵘，2008b）。

本研究以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和校园团契作为调查对象，经考察发现，这类城市家庭教会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共同的特点，即某个皈信基督教的人在家里组织查经班或在校园里组织校园团契，随着规模扩大，逐步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教会。而教徒在家里组织查经班是因种种原因从某个教会脱离出来，另起炉灶。有些家庭教会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隐蔽到半公开，再到公开的过程。无论公开与否，这类城市家庭教会的信徒都对自身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认为自己既区别于西方教会又不同于三自教会，同时与传统的家庭教会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很大区别。

需要强调的是，B市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信徒及带领者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信众的年龄构成也比较年轻，他们有着明确的信仰意识，同时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类教会更多关注的是教会自身的建设，重在关注信徒灵性（spirituality）指宗教信徒在信仰状态下对宗教唤起的某种神秘主义的体验和感悟。的培养。

同时，这些教会在社会服务、慈善救助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怀，其存在和发展表明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精神需求出现新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目前的状况是，家庭教会尚未获得合法的地位但在维持小规模的时候并不明确触犯法律，因此也给相关部门的管理造成困难，往往会消耗大量的管理成本。

或许很多人要问，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者之中，为什么有些教牧人员和信徒非要选择属于体制外的家庭教会？除了人们常说的两者在神学上以及政教分离原则上的分歧外（家庭教会人士认为三自教会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还有另外一些原因。我们可以从教会创办者、教会本身的特征等方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众多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很多并非毕业于三自系统的神学院，有些还有海外神学背景，而开拓教会是每个神学院毕业的牧师的使命，这些人即使有到三自教会牧养的机会，也往往处在很尴尬的局面，其身份与地位很难得到保证。其次，大多数家庭教会的规模比三自教会要小得多，成员也相对固定，相互之间有更多、更深入的接触，教会的带领人与信徒之间以及信徒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比较易于形成比较亲密而轻松的聚会氛围。而三自教会人员流动性较强，由于人数众多，除了在教会侍奉的信徒，普通信徒之间、与教牧人员之间不易形成比较亲密的关系。有些信徒来教堂做礼拜仅限于敬拜赞美、听讲道，还有些信徒礼拜过后会参加各自的团契活动，但也仅限于与本团契的人有更多一些接触，而与非本团契的信徒则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对于一些不满于大教堂的教会中相对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的信徒们来说，家庭教会在这方面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而就新型城市家庭教会而言，牧师或带领人的灵性较好也是吸引众多城市高等教育群体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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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澎，2011，《家庭教会：问题与解决方案（上）》，《领导者》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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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毅，2009，《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主要关切》，载普世社会科学网（http：//www.pacilution.com/Search.asp?Field=Author&keyword=%CB%EF%D2%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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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