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绩效主要是指国家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所达成的效果。对社会管理绩效的评估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进行：其一是基础秩序的维护绩效，主要是指政府能否保证社会公平、维持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以及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以维护百姓的基本利益，这是社会管理的底线；其二是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主要是指政府能否为百姓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比如各种公共服务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以保障百姓民生，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实现执政为民；其三是社会关系的协调绩效，主要是指面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和矛盾，政府能否予以协调和规范，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持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四是公众参与的促进绩效，主要是指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能否促进公众参与，积极吸收各方利益诉求，从而实现利益的协调和综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2年上半年实施了 “中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问卷调查”，在问卷中设计了专门的题器用于测量社会管理绩效。这次调查所拟推论的总体是中国城镇地区居住的16岁及以上的人口，具体操作定义为中国大陆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中居住在社区（居委会）辖区中的16岁及以上人口。调查在2012年4月到5月间实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070份。此次调查结果表明：

　　1．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绩效总体得分为62.03分；在各个维度的绩效得分上，基础秩序维护得分最高，为62.64分；其次是公共物品供给得分，为62.30分；在公众参与促进上，得分相对较低，为61.14分；得分最低的是社会关系协调，为60.90分。这表明，今后的社会管理，一方面仍要重视基础秩序的维护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更要重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协调及公众参与的促进，以全面提升社会管理绩效。

　　2. 在基础秩序维护维度上，人们最满意的前三项是“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53.9%认为满意），“群众利益的切实保护”（49.9%认为满意）和“政府处理事情的公道性”（42.4%认为满意）；人们最不满意的前三项是“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38.7%认为不满意），“社会风气”（30.0%认为不满意）和“治安状况”（26.4%认为不满意）。这表明，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或各种风险，以及保护群众利益方面，绩效良好且得到大多数百姓的认可；但在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改善社会风气上，则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提升社会管理绩效。

　　3. 在公共物品供给维度上，人们评价最好的前三项是“现在的政策主要为老百姓考虑”（57.4%表示赞同），“政府的服务贴近我的需要”（51.1%表示赞同）和“政府的服务让人得到实惠”（45.0%表示赞同），而评价相对较差的是“我的生活有保障”（34.3%表示不赞同），评价最差的则是“政府该管的事很多都管好了”（54.9%表示不赞同）。数据首先表明：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人们大多数认可了政府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服务的供给上，具有“民生”或“以人为本”取向，但另一方面，在微观或个体层面，还有不少人认为自己个人生活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意味着今后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让宏观民生政策落实到个体层面；此外，有54.9%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该管的很多事情没有管好，这一方面反映出人们认为政府目前的公共物品供给仍然不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的职能目标与职能手段之间的不协调，即在政府的职能目标上，人们认可了政府正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但可能认为政府职能手段的转变有些滞后，因此，这就需要在今后的社会管理中，政府更进一步转变自身的职能手段，以适应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要求。

　　4. 在社会关系协调维度上，人们评价最低的前三项社会关系依次是“穷人与富人的关系”（46.6%认为不好）、“干部与群众的关系”（29.1%认为不好），和“老板与员工的关系”（25.3%认为不好），另外，虽然人们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及“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关系”的评价要好于前三者，但也分别只有32.5%和29.6%给的是好的评价。这些数据表明，今后社会管理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避免出现社会的两极化；同时，也特别需要关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协调以及劳资关系的协调。

　　5. 在公众参与促进维度上，被调查者很多都表示自己“经常与朋友讨论社会问题”（占51.7%），同时，他们当中很多人也认为“政府愿意听取百姓意见”（46.1%表示赞同），另外，在“为社区事务主动提出建议”上，不少被调查者也表现得较为积极（41.6%表示赞同）；不过，在“政府听证会能很好的征询民意”（33.0%表示不赞同）和“政府会重视我这样的人的意见”（51.8%表示不赞同）上，很多被调查者给予的评价不高。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人们大多数已经具有了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同时，他们也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愿意听取百姓意见，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二者之间如何衔接上还存在不足，从而出现了很多被调查者在认为政府愿意听取百姓意见的同时，却又会认为政府不会重视自己的个人意见，这就是宏观参与和微观参与之间出现了衔接问题，造成了人们个体的公共参与（尤其是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上）仍然缺乏有效的制度化渠道，从而导致人们在个体层面的无力感。

　　6. 上述具体指标的统计结果表明，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在突发事件或各种风险的应对、以民生为取向的宏观社会政策或社会服务的供给、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积极关注等方面的绩效良好，当然，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社会管理，以提升社会管理绩效；另外，在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状况和改善社会风气，协调贫富关系、干群关系和劳资关系，以及促进个体层面的制度化参与上，社会管理的绩效相对偏低，因此，政府今后应特别关注这些方面的社会管理。

　　7. 因为户籍制度带来的一些制度性歧视或障碍，使得不同户籍群体在资源分配（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上存在不公平问题，这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或冲突，并制约了外来人口对当地社区的融入和归属，从而影响到了社会管理绩效，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对社会管理绩效的整体评价上，农业户口（59.94分）显著低于非农户口（63.19分），外来人口（59.78分）也显著低于本地人口（62.44分）因此，今后在社会管理上，需要关注如何消除户籍制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8. 在收入或社会地位的层级上，那些主观认为自己处于中间层级的群体，对社会管理绩效的评价最高，分别是64.47分和64.03分，这表明，为了提升社会管理绩效，一方面，国家需要特别关注低收入和低社会地位群体的利益表达、维护、实现和发展的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扩大中间阶层群体的数量；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对现有中间阶层的发展和成熟进行政策支持，避免他们出现被剥夺或被挤压的趋势，这有助于避免社会出现两极化，维护社会稳定。

　　9. 主要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群体，与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群体相比，在社会管理绩效的整体评价以及在基础秩序维护和公共物品供给两个维度的评价上，前者虽然要高于后者，不过这种差别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社会关系协调维度上，前者（62.41分）则要显著高于后者（59.10分）；而在公众参与促进维度的评价上，则是后者（61.05分）显著高于前者（63.42分）。这表明，网络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来影响人们对社会管理绩效的认知，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公众参与的新渠道，同时对社会管理绩效（主要是公众参与维度）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因此，今后社会管理需要注意如何发挥好网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促进公众参与方面，使之成为一种有益的渠道，以提升社会管理在公众参与维度的绩效。

　　总之，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是成绩与不足并存，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从成绩中看到希望、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也要正视不足、着力改善、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绩效。